对《 调查工作》一文的说明和批语（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一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
那时没有用“ 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 本本主义”。
写作时间大约在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
年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
〕看来还有些用〔１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2]。
毛泽东年月十一日根据手稿刊印。
二送林彪[3]同志阅，年的，从闽西找出来的。
阅后退毛。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1]　《 调查工作》一文的石印本，最早是由福建省上杭县茶地

公社（今茶地乡）农民赖茂基于一九五七年二月献出的，当时保存在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
中央革命博物馆（今中国革命博物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龙岩地区征集文物时提出要收藏此件，并登录在文物清单上。
一九五九年八月，由龙岩地区文教局邮寄到北京，存入中央革命博物馆。

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于一九六○ 年底借到此件后，由研究室副主任、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于一九六一年一月送毛泽东阅看。
[2]　 毛泽东在批示印发这篇文章时，对正文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并将标题改为《 关于调查工作》。
一九六四年这篇文章编入《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毛泽东将题目改为《 反对本本主义》，写作时间确定为一九三○ 年五月。

一九八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著作选读》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均收入了这篇文章。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的一封信（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刘、周、陈、邓、彭[1]五位同志，以及北京会议[2]各同志：今天派陶铸[3]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
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
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
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
我说错了吗？
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
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 ０

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
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
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

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
开三天会太少了，至少五天至七天才行。

为什么南方三区[4]反倒不忙，开七天，北方三区倒那样忙呢？
因此，派陶铸同志到你们处走一遭。
今天去，明天回。

另派廖鲁言[5]同志于几天后回北京，去作北方的调查工作。
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6]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
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　泽　东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广州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有手稿）注　释[1]　刘，指刘少奇。
周，指周恩来。
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刘少奇、周恩来等正在北京召集的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地区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会议，称北三区会议。
[3]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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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当时毛泽东正在广州召集这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会议，称南三区会议。
〔〕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农业部部长。
〔〕 　 参见本册第— ４页《 对〈 调查工作〉 一文的说明和批语》。
对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一次座谈会记录的批语（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六日）一个重要文件[1]，印发各同志[2]讨论。
毛　泽　东三月十六日上午一时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1]　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报送的一个座谈会记录。
记录中说，三月十四、十五日，广东省委和北京来的调查组，同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党总支书记梁纪南、公社宣教委员苏品芳就有关人民公社的几个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
一、社队规模问题。

蒙坑大队原来是两个高级社，一个收入高，一个收入低，公社化后合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拉平了，原来收入高的很有意见。
最近他们按原来高级社的规模，分为两个大队，解决了穷村同富村的矛盾，两边对生产、积肥都积极了，对耕牛、农具也都爱惜了。
座谈中，对于其他大队内各小队之间的贫富差别，他们认为可以采取如下解决办法：（１）对富村的包产指标可以低些，使它能够多得超产奖励；（２）帮助穷村多搞些副业，增加收入；（３）中等村发展了生产，也能增加收入。
他们认为，基本核算单位太小了也不好，理由是领导能力差，人少力量小，积累有£´ ３

限，不容易扩大再生产，不好搞多种经济，没有多大的发展前途。
二、分配问题。
过去搞三七开，事实上不劳动者也可以得食，因此可以考虑打破这个框框，全部实行按劳分配，用公益金和公益粮补贴困难户，这样就可以调动全体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三、食堂问题。
他们主张粮食分到户，农忙办食堂，这样生产队菜地就有可能给市场提供更多的菜，社员也能养猪、积肥。
四、定征定购问题。
征购粮要定下来，使农民心里有底，至少三年不变，能五年不变就更好。
定征定购后，生产队的超产部分，可以留出一定的比例作为储备粮，要逐步使队队、社社、县县都有储备粮，同时也要逐步使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储备。
[2]　指当时正在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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