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谭震林、廖鲁言[1]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情况报告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一此件[2]印发各同志，予以研究，需要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3]。

然后由中央予以批准，发给省、自治区、直属市党委照此执行。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根据手稿刊印。

二和去年比。



[4]三〔〕这几项和去年比。

四〔〕和上年比。

五[7]这几项都要有具体数字和去年比。

六〔〕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究竟去年各有多少？

七年冬和１９５９年的水利工程计划，按各地的初步计划，比上一年度增加近三倍，有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去冬和今年是五百亿方）。

假定用农村男女劳动力的半数，约一亿二千多万人来兴修水利，每人工作一百天，每人每天平均要做十五方以上，才能完成。



不能搞这样多，要大大减少，否则，势必与钢铁、积肥、副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其他农村基本建设，在劳动力的安排上发生矛盾；并且势必会加班加点，过分延长劳动时间，妨碍必要的休息和睡眠。

八在公社化的过程中，自留地等残余的私有生产资料归社公有，比较顺利，个别地方出现过某些波动（例如卖猪、宰鸡等等），时间也只有几天，政策交代清楚，就稳定下来了。

运动是健康的，比过去的初级合作化和高级合作化都顺利得多。

但过去两个多月各地人民公社忙于秋收秋种和大搞钢铁，大多数还只搭起个架子，一大堆问题尚未处理。

处理这些问题是今后几个月的任务。

九关于生活问题，主要有吃饭、睡觉、带小孩三件大事。

睡眠一定要有八小时，加上吃饭和休息时间四小时，共计十二小时，一定不可少。

劳动时间，一般为八小时，忙时可以有十小时，最忙也不可超过十二小时，以为持久之计。

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幼儿园必须办好。

副社长和社党委的副书记中都要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管生活。



此外，县和县以上的农村工作部和妇联，都应该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管这件事。

要把为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的工作当做是为人民服务的最崇高的工作。

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

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

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释[1]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2]　 指谭震林、廖鲁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

主要内容是：（一）一九五八年农业收成的情况。

粮食总产量预计八千五百亿斤，比一九五七年的产量三千七百亿斤翻一番；棉花总产量预计八千五百万担，比一九五七年的产量三千二百八十万担增长一倍半。

报告还列出了油料及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

并说，这些统计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压缩的幅度一般是比地、县委上报的数字少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下面报产量有浮夸虚报，也有隐瞒产量的，经过省、地、县三级打些折扣后，这些数字可以认为是可靠的。



总之，一九五八年的农业生产全面丰收，是一个很大的跃进。

（二）一九五八年的粮食收购计划完成得不好。

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民自用部分增多、留用种籽增多、劳力紧张和运输工具不足，此外，国家的收购计划没有真正成为农业社的计划等。

建议从一九五九年起，在农产品的采购方面实行合同制，由采购部门同农村人民公社订立合同，双方保证按合同完成任务。

（三）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提出的一九五九年种植计划，粮食播种面积将缩减到十五亿亩以内，比一九五八年减少四亿亩左右。



这就是说亩产量要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倍半，由亩产四百多斤提高到千斤以上，才能使一九五九年的粮食总产量再翻一番，达到一万五千亿斤。

这个任务十分艰巨。



因此，必须开展大面积丰产运动，改变广种薄收为少种多收，实现土地利用的“ 三三制”，从根本上改变“ 五亿人搞饭吃”的局面。

推行这个方针必须要有步骤，一九五九年的第一步不能跨得过大，特别是一九五八年的冬种和一九五九年的春种面积，只能少减，不能



多减。

建议各省根据不同地方的不同条件，提出实现土地利用“ 三三制”的步骤、方法和执行计划。

（四）一九五八年的粮棉总产量虽然增加一倍以上，但农副业总产值没有翻一番，副业增加不多，个别地方还有减少。

有许多公社帐上积累不少，但现金短缺，有的甚至开不出工资；也没有钱购置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

这种情况，必须力求及早改变。

要求各地抓住冬季大搞副业生产，成立专业队，规定完成的任务，解决一九五九年夏收以前的工资开支和其他现金支出。

并发展社办工业，扩大多种经营，增加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这是从经济上巩固提高农村人民公社的一项关键措施。

（五）一九五八年冬和一九五九年的水利工程计划，比上一年度增加近三倍。

这样重的任务势必与钢铁、积肥、副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其他农村基本建设在劳动力安排上产生矛盾。



因此，一方面必须保证重点工程如期完成，另一方面要减少一些次要工程，推迟到一九六○ 年或一九六一年再去兴修。

（六）关于分配问题和集体生活问题。

生活问题，要有专人负责，县及县以上的农村工作部和妇联也都应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管这些事；分配问题，一九五八年的分配，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决定，可以以公社为单位统一分配，也可以由公社统一扣留之后，其余部分以原合作社为单位进行分配。

另外，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可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使每户都有所储蓄。

（七）今后的任务是，加强党的领导，抓思想、抓生产、抓分配、抓生活，办好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冬季要根据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的指示精神，系统地全面地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对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准备在一九五九年一月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一次专门会议加以研究；同时从县以上的机关中抽调干部去充实公社的领导核心，并把在公社化和大跃进中的积极分子吸收一批到党内来，以保证党对人民公社的领导。

这个报告后来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3]　谭震林、廖鲁言报告的修改情况，见本篇（二）至（六）五个批语的注释及（七）（八）（九）三段文字，（七）（八）（九）三段文字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

[4]　这个批语写在谭震林、廖鲁言报告中关于棉花预计总产量的一段话的旁边。

报告原文说：“ 棉花总产量预计八千五百万担。



由于入秋以来雨水过多和人手不够，对产量有些影响，但是出入不会很大，八千万担左右还是有把握的。”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报告稿后来又增加了一句： ９７年的产量三千二百八十万担增加一倍“ 比１５半。”



[5]　这个批语是针对谭震林、廖鲁言报告中关于油料产量统计的一段话写的。

报告的原文是：“ 秋收油料预计：大豆二百六十亿斤，花生一亿二千六百万担，芝麻一千一百八十八万担，加上棉籽和明年春收的油菜籽（各省提出的计划共一亿六千万担）共可产食油六百五十万吨左右。”

按照毛泽东的批示，这段话后来修改为：“ 秋收油料作物的预计：大豆二百六十亿斤，比１９５７年产量二百零一亿斤增长百分之三十，面积减少百分之二十六，亩产量提高百分之八十；花生一亿二千六百万担，比１９５７年产量五千一百万担增长近一倍半；芝麻一千一百八十八万担，比１９５７年产量六百二十五万担增长百分之九十；加上棉籽一亿二千万担（１９５７年是五千多万担）和明年春收的油菜籽（各省提出的计划共一亿六千万担，比１９５７年产量二千七百七十万担，增长四至八倍，可能大了一点），共可产食油六百五十万吨左右（蓖麻、向日葵和木本油料都没有计算在内），每人平均有食油二十斤。”



[6]　这个批语写在谭震林、廖鲁言报告中关于一九五八年食油产量统计的旁边。

报告稿后来修改，没有增加这一项和一九五七年作比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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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个批语是针对谭震林、廖鲁言报告中关于一九五八年其他经济作物产量的统计写的。

报告的原文是：“ 其他经济作物都有增产，烤烟、糖料作物都是成倍的增长，麻、丝、茶的增长比例则只有百分之几十，都不足一倍。”



按照毛泽东的批示，这段话后来修改为：“ 其他经济作物都有增产，烤烟由年的五百一十二万担增加到一千九百八十七万担，甘蔗由二亿担增加到四亿五千万担，甜菜由三千万担增加到一亿六千万担左右，都是成倍地增长，而麻（由年的七百零七万担增加到九百九十二万担）、丝（由年的二百二十五万担增加到三百一十四万担）、茶（由年的二百二十三万担增加到三百零二万担）的增长比例，则只有百分之几十，都不足一倍。”



〔〕这个批语是针对谭震林、廖鲁言报告中关于一九五八年大家畜、羊、猪等的统计而写的。

报告的原文是： ９８年预计，大家“畜增加六百六十三万头，羊增加三千万只，猪发展到二亿七千万头”，“ １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这段话后来修改为： ９８年预计，大家畜由年的八千三百八十二万头发展到九千零四十五万头，增加六百六十三万头；羊由年的九千八百万只发展到一亿二千九百万只，增加三千万只；猪由年的一亿四千万头发展到二亿七千万头，增加近一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