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九年粮食方针问题。劲鼓的比今年大还是和今年差不多？劲还是愈鼓愈好，明年还是要大于今年，现在不要愁丰收有灾，不要怕多就不鼓劲。但要有节奏的生产，现在劳动强度很大，要使农民有适当的休息，一个月休息两天，半个月休息一天，忙的时候休息少些，闲的时候休息多些，离工地较远的可以在工地里集体吃饭、睡觉，这样可以节省来往时间，多得到休息。这个意思要写到文件里去，但不要讲的太多。

　　粮食多，油还不够。粮、棉、油都要增产，中心是深耕，今年是多数未深耕，密植也不够，太密了不通风也不好。深耕才能密植，蓄水、施肥、除虫（××插话：密植一千万株以上可能有失败的，五百万株没有什么问题，大面积密植要创造经验。）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争，就是说重工业多了，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先搞绿叶后搞红花有什么不好？看来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生产关系中的三个方面，所有制、劳动者的相互关系和分配问题，都未展开，苏联的集体农庄、手工业合作社还是集体所有制，为什么不搞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不只是中央的，而是全民的。过去所有制是表现为×××、赵尔陆所有，这就是苏联的办法。我们现在管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也管不了，无非是开开会，一年抓四次，从前管得更少，无非是发发指示，通报一些情况。现在百分之二十中央管，百分之八十地方管，省也要向下分权，直到企业也要有一定的权限和独立性。石景山钢铁厂投资包干，可以从六十万吨钢搞到一百三十万吨钢，第二期就可搞到三百万吨，这是什么原因？这里边有鬼，请大家好好想一下，是群众的积极性来了。×××管的时候，实际上是设计员在专政。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想一想，我看跟民族独立有同样的道理，这联系到人民的问题，印度独立之后比英国统治时积极性高。一独立就有积极性。当然它是表现在阶级斗争上，街道、工厂、民办学校，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也发展了。

　　“死”活斗争问题。“死”活斗争一万年也有。控制“死”还是不控制“死”呢？没有死不行，统得太死也不行，一点不死也不行，五九年的钢如果是××吨，××必须卡死，××吨是活的，如果××吨，就有××吨是活的，如果超过××吨，还可以分成食油多的多吃，少的少吃，这就活了。死者保证重点，活者重点之外不妨碍重点。大包干就是有死有活，大家都要管。死与活两方面就是统一与分散，兼而有之。包干制就是有死有活的矛盾统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就是这个道理。中央究竟谁当家？大权独揽揽到何处？只有经济建设委员会是否够了？可否分设工业生产委员会和工业基建委员会，总要寃各有头，包工包干，使大家有奔头。我们说六项纪律，是搞神经战，主要是吓人，不坐班房，大家不犯法就是嘛!

　　历史唯物论关于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已经解决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人民公社是几个人中加一个坏人，这就专了政，六亿人口中只有一百主十万劳改犯不算多。军队过去说自己落后，会一开，相互关系一改变，就出现了新气象，各地军队都在开会，军队大跃进已经起来了，可以搞各种名堂，军队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搞政治、文化、劳动、影不影响军事训练？不但没有影响，反而搞得更好。公安、法院也正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刘××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法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上海梅林公司搞双法，报上一登，全国开展。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一千四百人的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这是讲上层建筑部分。

　　意识形态、宇宙现、方法论、报纸、文化教育的作用大得很。资产阶级的自由破坏得越多，无产阶级的自由就越多。苏联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彻底破坏，因而没有充分建立超无产阶级的自由。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革规章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彻底破坏，工人的干劲冲天。政治经济学谈到这些问题几句话就过去了。

　　分配问题。苏联干部职工工资等级太多，和工农收入相差太悬殊，农民义务交售制，负担百分之四十，限制农业四十年不发展，我们只拿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间接负担除外），我们藏富于民，“粮食足，军食孰能不足”。赫鲁晓夫来了，就是只说国家搞多少粮食。不讲生产多少，我们就是讲生产的。人们知道我们反正是为了他们，积极性高。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什么办法，只要办法对头，再有十亿人也好办。我们的方法，反正是大鸣大放，自己管理自己。我们是服从真理的，真理在下级的，上级就服从，兵高明军官就服从兵，学生编教材，比教员先生编得好，先生就应该服从学生。编教材要党、学生和教员中的积极分子“三结合”。一门一门的科学来清理，资产阶级霸占的情况必须攻破。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赵承嘏，他会提炼一种治高血压的药（蛇根草），始终不向别人讲，青年科学人员不服气，苦战了几天，也就搞出来了。因此，要抓研究员青年人，使这些教授孤立起来。这种斗争很激烈。因此还要几年。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客现实际的反映，关心基础，为基础服务。改革规章制度。开会就是搞意识形态，北戴河会议就是搞意识形态。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危害很大，八股文章、孔夫子的思想传了几千年，达赖喇嘛的屎和土都有人吃，蠢得不得了。张道陵的每人五斗米的教，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放开量叫他吃，薛仁贵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我们搞公共食堂，也可以打回去吃。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职工宿舍要搞搭配，大片宿舍比公馆好。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完全废掉，大学教授比学生吃好一点。河南搞八十亿土方，粮食翻一番，河南能办到的，全国都应该办到。

　　明年建国十周年，宣传是大搞还是小搞？我们是为中国人民作宣传，对全人民是鼓劲，不考虑影响外国的问题，实际上外国会受影响。大搞请不请外国人，请多少？

　　同去告诉军队同志，军官要当一个月的兵，先从少数人搞起，一个人搞起来了，别人都要搞，一个十月革命，全世界都要革命；一个合作社搞千斤亩，全国都要搞千斤亩。到底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多数服从少数？历来都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少数人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你们来开会，还不是邓××发了一个通知，把你们都找来了，这不是多数服从少数吗？达尔文进化论，哥白尼太阳系的理论，都是一个人搞的，别人都服从。马克思、恩格斯是两个人，反映了客观规律，或者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蛋白质的公式还未找到，活性染料一百六十七种，已经找到了公式了，世界第一，沼气是四碳一氢，屁是二氢一硫，石膏是硫化钙。就这样一点来说，那是少数人的意见反映多数人的意见。

　　河北省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营、连、排、班，设大队、中队、小队也可以。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组织与民主化问题。帝国主义为这件事造谣，但我们不怕它。强迫命令当然不好，但工作中有点强制也需要，这是纪律。大家宋北戴河开会，也是如此。苏联的军事共产主义是余粮征集制，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传统，搞供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我们是在干部中搞共产主义，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受影响，恩格斯说，许多东西都是从军队搞起来的，确实如此。我们从城市到农村。和半无产阶级结合，组织党和军队，我们吃大锅饭，没有礼拜，没有薪水，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过去一套吃不开了，要穿呢子衣服，刮胡子，干部知识分子化，薪水制否定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群众路线在城乡也不充分了。解放后到五二年还好，五三年到五六年主要反映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第二是照搬苏联。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二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刘绍棠成了右派，姚文元不错，比流沙河好。

　　人民公社当决议草案发下去，每一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铺开，也不一定都搞团、营、连、排、班。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自留地要增加，耕畜要私养为主，大社要变小社等几件事，是向富裕中农让步。经过这个过程是可以的，不算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在当时条件下，还有某些积极意义，现在又否定了。个别的猪，私人可以喂。社以大为好，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许多社合为一个大公社。《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几个按语，都说办大社好，山区也可以搞大社，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开始办小一些也有好处。工资制度青年、妇女都高兴。增加自留地那一套道理都是农村工作部出来的。一九五五年我就提倡办大社。全国搞一万五千到两万五千个社，每社五千到六千户，二、三万人一社，相当大了，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二、三万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多半要出在那里。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通，修一条宽一点的洋灰路或柏油路，不种树，可以落飞机，就是飞机场。将来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乡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各地不一定按徐水的办法去搞。三句话（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各地都有。五星公社的简章要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大体可用，各地参照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