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讲破除迷信。

　　第一机械部发了一个材料，不知印发了没有？搞了四十一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都是比较穷苦的。其中只有七个是工程师，比较有社会地位的，其他都是贫苦的，或工人出身。农民出身的。如瓦特就是工人。这批材料很有用处，已经印发给同志们，希望各部门都搞一下这种材料。这个材料是从十八世纪搞起的。是一百多年的事。一百多年也好，二百多年也好。无论从何时搞起，对破坏迷信很有好处，对我们很有帮助，可以帮助我们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工农、小知识分子有自卑感，可以破除。上回来讲农林水（工业交通）、卫生应该加上。农林水，政法文教，卫生各部门，都可搞这方面的材料。

　　（二）再讲讲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一些人，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不是平等待人，靠老资格吃饭，特别是做了大官的，靠做大官吃饭，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提出这个问题，要靠大多数人做到这一点，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好多官僚主义者，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你是我管的”。就靠这个吃饭，妨害创造性的发展。要破除这种东西，在大部分人中扫除官气。只看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他是挑大粪的，挖煤的，扫大街的，贫穷的农民，真理在谁手里，就服从谁。官做的再大，真理不在他手里，就没有理由服从他。多数人扫掉了官气，剩下少数人就孤立了，就不敢作怪了。应该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不是高级趣味。不是共产主义精神。相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这样一来，我们所要防止的大国沙文主义就可能防止。如果全党大多数。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谦虚（科学谦虚）。就可以防止．出了也不可怕。

　　（三）再讲一个外行领导内行问题。

　　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过去右派提出了这个问题。闹得天翻地覆，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是否可以这样讲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处于被动地位。过去报纸在这个问题上，对右派的批判不系统，讲的不透。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因为人人是内行，人人是外行。世界上一万个行业，一万行科学技术。每人只精通一行。如梅兰芳会唱戏，但只会青衣。而旦角就是青衣、花旦，老旦就不如李多奎。此外还有其他角色，老生、小生……。一万行里头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可能成为内行，但是人人又是外行，对九千九百九十九行是外行。一个人精通两三行或四五行，就很厉害了。就算十八般武艺俱全，和薛仁贵一样，对一万行是九千九百八十二行是外行，隔行如隔山，内行少，外行多，岂不是人人是外行？做领导工作，除了本行外，对其他行业也应当知道些、摸一摸，略熟一门，有点常识是必要的。如做党的工作的，熟悉工业，农业等是必要的。但要熟悉多是不可能的。我就只会坐飞机，不会开飞机。中学有十几门科学，大学就更多。许多事情是由业余转化的。如孙中山，开始是被人看不起的，当个小医生。二十岁搞革命是不合法的，开始当医生他是内行，搞政治是副业，后来搞革命．政治转化为正业，不行医了，医又是副业，甚至不干了，变成外行了。但是，这时可以管医生了。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看我们不起，我们有些人也看不起自己，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如梅兰芳叫他当总统就不行，他只会唱戏。

　　（四）再讲一个插红旗，辨风向的问题。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什么旗子？插红旗还是插白旗？除了南北极，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要插旗子的，从南极到北极都是要插旗子，现在南北极也在插旗子，美国插了，苏联也插了。可惜我们还未去。北极南极都没去。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开一只船到南极北极去一趟。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的，不是红旗子，就是白旗子，或者还有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去年五六月间，机关、学校、工厂、某些合作社，究竟插什么旗，右派和我们双方都在争夺，资产阶级要插白的，我们要插红的。现在还有少数落后的工厂或工厂的一个车间，合作社，学校，连队或其中的一部分，那里插的什么旗子？不是白旗就是灰旗。我们要到那里走一走，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红旗插起来。一个生产队也要有个旗子插起来。

　　庸俗的谦虚，就是不插红旗。不插红旗就是低级趣味，虚伪的谦虚。“闭口道士”，不吹吹搭搭，这种谦虚应当批判。有这社会舆论，奖励这种作风，不挺身而出，不敢想敢说敢作，这是从《儒林外史》那里学来的。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觉，学会辨别风向，看刮什么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世界上总是分党派的。社会上的人总是分左、中、右三种，有的处在先进状态，有的处在中间状态或者落后状态。现在的任务，就是依靠先进分子争取中间状态的人，带动落后分子。要争取中间分子站到左边来，即插起红旗。右派插的白旗，是资产阶级的旗子，中间分子插的旗子是灰的白的。唐朝有个刘知机，说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才是才干，学是学问，识不是不是指知识，是指善于辨别风向。我特别请同志们注意的是“识”的问题，不讲前面两者，要善于识别风向，要有识别力。识别力有其极端的重要性，尽管有些人很有才，很有学问，但对识别风向很迟钝。斯大林讲，要有预见性。预见性是指的识别风向，未刮风，刮小风时就知道刮大风．站到看台上。什么东西看不到，是不好的。没有预见性，已经相当普遍存在了，还看不到，这种状态给右派可乘之机。你看不到，位置由他们占领，他就来了。

　　要驳右派，插红旗。随时随地，不要怕插红旗，凡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每一个山头、平原、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小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应把红旗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现在许多地方并非都是红旗，参差不齐。有的刚刚插起红旗，过几年又不红了。又落后了，不红了。经常变化，这也是自然状态，旗子变了，就要换。

　　（五）讲一个红白喜事．上次讲对付可能的灾害，主要是讲的战争和党内分裂，灾难有大、中、小。我讲的是大的战争分裂。

　　中国人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母亲分数出三个、两个，一个小人出来。多子女的分裂出六个、七个，七个、八个，甚至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我不是不赞成节育，我是讲辩证法，是说新事物的发生，人的生产，这是喜事，是变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至于死亡，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并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也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讲辩证法而又不赞成灭亡，是形而上学。有灾难，是社会现象。灾变，是宇宙根本的规律。生是突变，死也是突变。由生到死几十年的渐变。假如蒋介石死了。我们都会鼓掌。杜勒斯死了，我们没有掉眼泪。这是因为旧社会事物的灭亡是好事，大家都希望。新事物的产生是好事，新事物的灭亡当然不好。如一九零五举俄国革命的失败。南方我们根据地的丢失，等于现在的苗子被雹子和暴雨打掉，这当然不好，这就发生补苗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事物变化的，所以跃进，就是和过去不同……突变优于量变。没有质变，不可能突变。没有量变不行，否定量变就会冒险主义。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不平衡，大伤脑筋是好事。如一机部，冶金部，地质部等，日子不好过，大家压他．压得很紧，都要大大发展．这是好事。平衡，量变，团结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突变，不团结则是绝对的，永远的。许多不团结被克服成为团结。团结任务的提出。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一个人团结了，两个人就有不团结。我们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各种出身的人。要常开会就团结。我们有南宁，成都会议作准备，有去冬今春水利积肥运动等。大跃进，城乡结合，工农业并举。中央地方工业并举，火中小结合。都出来了。所以年年讲团结，就是因为年年有不团结。每人想法不同．党员水平不同。就必须开会。常任代表制搞对了。过去没有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的制度。开别的会。现在每年开一次极好。不开会，想法不同。开会就把比较合理的意见采纳了，会上作出决议，作个报告发表出来，全国一致。这种会议。有些地委、县委书记参加。使我们的会更好了，他们讲了很多好的意见。

　　不仅年年要讲团结．每天都要讲团结。因为每天都有分裂。细胞分裂。新陈代谢。旧的不死．对小孩发育不利。新陈代谢是姓陈的走了，姓新的来了，姓新的把他赶出去了。不是赶陈伯达。老的作揖打躬。新的把旧的赶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事物都是变化的。没有不变的事物。现在有一百零二种元素，原来开头还没有这么多。是后来变化的，再过几万万年。就可能不是一百零二种了。可能是：百多种元素。事物是要变化的．要转化到他的反面。我们一千二百万党员，每天总有出党的，每天总有斗争，有受批评的．．湖北省有哥妹俩贴大字报，哥哥老资格有官气，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对待妹妹，妹妹请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只好贴，真理在妹妹手里，结果哥哥输了，妹妹赢了。可见学问少年纪小的比较有真理。浙江父亲儿子争论密植。儿子赞成，父亲反对，结果父亲输了，儿子赢了。这是一般规律。做父亲哥哥总是有相当危险就是了。比输了，也没大关系，出路一条，就是检讨投降。这就好了，团结起来了。无非是兄妹开荒，哥哥比输了。团结了，父亲和儿子比要不要密植结果父亲说：我服了你。向妹妹、儿子认输就是了。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免得危险。

　　我讲的是要防止不利于人民、不利于党的大灾难。如世界大战，党内分裂。像×××、高岗那样的分裂，我们党有四次分裂。一是陈独秀，二是罗章龙，三是张国焘，四是高岗。由中央，整下去了。王明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我们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态度。容许他们继续工作。只要有党，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党，就有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的办法是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党顶多百把年。也许几十年就要改变．大概到二十一世纪，现在到二十一世纪只有四十二年，世界会有很大的变化。四十二年要出多少煤、钢、电，十五年赶上美国。还有苏联赶过美国。我看苏联不要十五年。

　　这样讲大家可能不舒服。我就讲了才舒服。讲了大家有思想准备。南斯拉夫不是搞分裂吗？还有美国的福斯特。我们过去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搞分裂，最近有了丁玲，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广西陈再励，安徽李世农，河南×××。青海孙作宾。新疆拉甫古也夫，浙江沙文汉……也搞分裂。北京政法系统垮了，文艺界人类灵魂工程师垮的更厉害。这些垮了有什么不好？世界上总是有分裂的。新陈代谢嘛，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日日有分裂，像细胞死亡一样，年年有团结，月月有团结，日日有团结，像细胞生长一样。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情报局也没有了。现在可以用莫斯科会议的方式来代替，十二国相约，苏联为会议召集人，有事开会。新的方式出现了，订了一个内部协定，波兰不赞成公开发表，未公布。所以一、二、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

　　（六）设立对立面。设置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存在的。如右派本来就存在。放不放是政策问题。我们决心放，大鸣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面，发动人民起来与他辩论。与他对抗。把他搞下去。小学教员有很多右派，在三十万右派中有十万。三十万右派的对立面是存在的。放出来教育了六亿人民，对我们有利。

　　另外一种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带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坝，可以用人为的办法设对立面。抬高位置再让水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可以行船。如开工厂。也是设置对立面。鞍钢是日本人修的，长春汽车厂是新的。是人工设置的对立面。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地造，但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到规律就上去了。

　　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对苏联有帮助，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分裂对我们也有帮助。两次王明路线。内战时期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路线。教育了我们党。这许多对立面都有好处。当然，要是人为的造一个×××、陈独秀、高岗也难造，也不必要，只要有一定气候，他就由来，没有什么可怕，出来了是不是要替他们开庆祝会？我们不开。克服这种修正主义者，我们开庆祝会。这种事发生我们也有忧愁。至少，一个月总有件把事忧愁。

　　乐观主义是我们的主导方面。忧愁的也有。右派出来时，大家能不发愁？柯庆施是乐观主义者，右派进攻不着急，我就有点发急，着急就要想办法。如天天高兴，没有什么事。就会被右派打倒，这就要讲领导艺术。领导得好，分裂由坏事变成好事。早早预见到，也可以使之不发生，消患于未然。像锄草一样，农民有预见，农民积累多年的经验，深知禾苗生长的好，必须除杂草。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中，二、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不怕。在座的只有一千多人，经过我们团结更多的人。如一万、二万，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是能有预见性。搞好一点就不怕分裂．怕什么，怕也不行。世界大战我们要作准备，我们争取不打，但打也不怕。打了再建设。

　　我们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要允许他改正。除非到丁玲那种地步。潘××犯了路线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现在我们很团结，没有什么大事，中央地方都很好。经过整风。反冒进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扩大一点讲一讲为的是使大家自觉起来，有精神准备，引起大家注意，我们是乐观主义者。

　　昨天××讲民歌讲的很好。在座的一直到支部，每个乡可出一集。九万个乡出九万集。如果太多了，少出一点，一两万集也好，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但新民歌还有老民歌，革命的，一般社会上流行的都要，办法是发纸，一个人发三张纸。不够，发五张，不会写就请哥哥、妹妹，不行，请柯庆施写，他是提倡教育文化，乡乡办大学的。我说工、农、兵、学、商、思，黑龙江把思想旗到第一位也好，思想悬实际的反映。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这就是“思、工、农、兵、学、商。”斯大林的两个口号缺乏辩证法，讲“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讲“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列宁游得好，“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是对的。苏维埃是政权，有了人民政府才有可能。如果北京是蒋介石政权，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开会。苏维埃是政治。电气化是技术。是动力，苏维埃和电气化结婚，政治和业务结婚，生的儿子就是共产主义。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但它俩结了婚，就会产生儿子，我们首先产一个七年超过英国，再有八年超过美国。第一个儿子叫超英，第二个儿子叫超美。

　　这两个月要抓一下，有的省委书记建议七月不开会，搞一九五八年计划，八月五日开会好，那时可决定农业的丰欠，开半个月二十天。再开三天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