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年3 月10 日）
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一一坚
持原则与独创精神。
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
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
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
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我党从建党时期到北伐时期（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虽有
陈独秀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比较生动活泼。十
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年，我们建了党，参加党的人都是参加五四运
动和受其影响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阶级斗争很尖
锐，斯大林尚未上台，他们也是生动活泼的。陈独秀主义来源于国
外社会民主党和国内资产阶级。这个时期，虽发生了陈独秀主义的
错误，一般说没有教条主义。

内战时期到遵义会议（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中国党发生
了三次“左” 倾路线，而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最厉害，
当时
苏联反托派胜利了，在理论上只战胜了德波林学派，中国“左”倾
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
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在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

条主义，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
外国。加上斯大林的统治开始巩固（大巩固是在肃反后）；共产国际
当时是布哈林、皮可夫、季诺维也夫，东方部长是库西宁，远东部
长是米夫。口口口是个好同志，善良，有独创精神，就是太老实了
些，米夫的作用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有些中国同
志也受到影响，“左”倾在知识青年中也有。当时王明等搞了个所谓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
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缩小
了党的圈子。

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中国的特色，表现在战争中，表现在富农问
题上，因为富农人数很少，决定原则上不动，向农民让步。但是
“左” 派不赞成，他们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 ，结果地主
没有饭吃，－部分被迫上山，搞绿色游击队。在资产阶级问题上，
他们主张一概打倒，不仅政治上消灭，经济上也消灭，混淆了民主
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帝国主义也不加分析，认为是铁板一块，
不可分割，都支持国民党。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
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
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
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
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
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
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
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因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
后来又说能吃。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
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总

之，是苏联第一。商业少些，
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
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
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
业也抓了一点。

教条主义的情况也有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原因：

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
中国
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而且还
要借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破中国的旧专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苏
联的设计用到中国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

二、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
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
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设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
对苏联、对中国的情况，都有些了解了。

三、在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菩萨比人大好几
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
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
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
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赫鲁晓夫一
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
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
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
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
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
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

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
人，要求崇拜自己，
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不是真理。是
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
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
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
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斯大林很
欣赏高岗，专送一辆汽车，高岗每年“八一五”都给斯大林打贺
电，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广
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过这样的问
题，你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时局是不稳定的，“脚踏实地” 是踏不稳
的，有一天大陆会下沉，太平洋会变成陆地，我们就得搬家。轻微
的地震是经常会有的，高饶事件是“八级地震”．．．．．．

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
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
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适者，另拟。

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过去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他们
的“布尔什维克”刊物把自己说成百分之百的正确，
自己吹嘘自
己，其办法是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
“实话报” 攻击中央苏区
五大错误，不讲一条好处。

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
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有我们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 中，工业和农
业，沿海军日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
国防建设和经
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国防费在和平时期要少，行政费任何时
期都要少。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

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
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一九五0年，我和斯
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
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
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还有两
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个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
消了。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
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
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
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出了
工、农业同时并举，工业化的道路，合作化、节育等问题。这一年
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工作的
批评，对人民思想的启发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很
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
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
应当改。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
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
在，能集则集，能分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分权当
然不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之前是进步的，
到社会主义时期是反动的。苏联俄罗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少数民族
占百分之五十，而中国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数民族占百分之
六，故不能搞加盟共和国。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假洋鬼子“不

许革命” 。“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新
中国。与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
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十纲领。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做
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
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
义，好像又是不真了。这个报告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
发表了文章说是“中国自由化” 。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
船，那是很自然的事。但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不是没有见解的人，
如杜勒斯听到我们的文章，说要看看，不到半月他便做出结论：
中
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但当时苏联看不洁，给我们一个照会，怕
我们向右转。反右派一起，
当然
“ 自由化” 没有了。

总之，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
各
省也如此。有一致，也有矛盾，苏联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
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