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次革命，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思想只是在党内作斗争。当时有两条道路，解放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社会主义革命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是无产阶级革命。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主要矛盾，我认为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一九五三年在财经会议上提总路线，开始还不敢在全党宣传，先讲到县一级，五三年底在政协上讲开了。跟着宣传部起草了一个总路线宣传提纲。三年半以来，给资产阶级以严重打击，对个体经济也给了打击。因此反映到八大决议上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这句话也没有说错。基本解决不等于完全解决。政权问题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经济上和政治上没有完全解决。

　　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中的右派，一部分富裕中农，站在人民中反映人民。那时不是完全看得那么清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那时还是提了改造）。当时他们服服帖帖，所以说基本解决了。今天强调这个矛盾是因为他们要造反。到今年青岛会议时就看清楚了，提出了城市和农村还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没有熄灭，这次右派分子疯狂进攻，就应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但策略上还是按青岛文件上那样讲的好，到会的人晓得主要次要就行了。很长时间不讲了，如果现在加上去，闹得天翻地覆这不好。现在应再按青岛的讲法说他三个月。

　　工人中也有资产阶级思想。党内的三大主义也挂在资产阶级账上。两条道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暂时不在报上讲。讲了有无可能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冲淡了；另外是内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任白戈讲的，可以从理论上写这个问题。

　　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个人与集体、青年与老年、工人内部等矛盾，是大量的东西，突然提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是主要的，是否会影响鸣放？也不一定。但是要影响劳动人民内部吵架。

　　人民有两部分，一部分剥削过人，一部分没有剥削过人。受资产阶级影响，一部分人少，一部分人多。过几百年后就不能再挂在资产阶级账上，那就是先进与落后的斗争。大规模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矛盾基本解决，说的政治制度和所有制问题。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势力的问题大量的还没有解决。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唯心主义也是上层建筑，也得解决。

　　去年资本家敲锣打鼓之后，马上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说不出口，不得人心，于我不利。以后鸣起来了，就好办了，取得经验就好办了。我们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们就放出来了。过去资产阶级是服服贴贴，现在是大吵大闹，我们提鸣放，右派提大鸣大放。我们说在文学艺术和学术上鸣放，他们要发展到政治上。今年共产党与右派合作找出一个好办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形式。在延安我们没有这样大的胆子，没有经验，没有禁止，也没有放。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这次大鸣大放增加了我们的经验。将来还是鸣放的。百花齐放不包括反革命在内。一年一放还会放出来。把人民当敌人压是很危险的。论人民矛盾正是防止采取压服的办法。

　　第一条：在过渡时期肯定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

　　第二条：在一定时期在报纸上不讲，继续宣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加这两字，免得引起许多麻烦。

　　劳动人民内部矛盾，目前正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中解决，一提出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将影响整改。

　　人民内部包括三个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阶级矛盾存在这三部分人中，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是阶级矛盾。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有区别。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是非对抗性的，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一面。中心问题是三部分人之间的矛盾。其中有一部分是暗藏对抗的，如和章伯钧等的矛盾就是对抗性的矛盾。对待这种对抗性的矛盾是采取剥笋政策，每年剥一点，今年剥了一些笋皮，但是剥不完。有两年不宣传社会主义就出来了。以后还要剥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文章没有错误，但是没有青岛的一篇就不够。现在主要问题不是封建残余、帝国主义残余（矛盾还是存在的），湖南捉了七千地富谁也不说话，但捉一个章伯钧就有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问题。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家属三千万，是大问题，工人阶级三口人家，最多四千万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农村富裕中农）。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有左派，大量是中间派，右翼只有百分之一、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教育问题，批评问题。我们所提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资本家还有公民权。社会主义不能说是反帝反封建了，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余是资产阶级右派的同盟军。所以地主爱文汇报，是反社会主义的。

　　右派分子现在六万（一作五写――编者），将来顶多十五万到二十万，其中可以分化，应该去分化。如对一些工程技术人员、自然科学家、学者，能分化出来更好，要对他们进行工作。对一部分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如荣毅仁等。

　　现在明确：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主要（或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基本上解决了，但没有完全解决。地富反坏赞成资本主义，剥削人的人赞成资本主义，也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两条道路斗争是经过长期斗争来解决的。“主要”和“基本”是一个意思。

　　八大决议说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讲道理不能这样讲。现在矛盾，将来也还是要矛盾的，到合作社都改为国营农场发薪水的时候，也还是有矛盾的。社会主义由两部分组成、公有制、集体制，将来二者也要发生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力基本适合，也有不完全适合的地方，还有缺点，讲完全适合不对，斯大林提完全适合，就出了问题（报告第十四页）。宗教这种意识形态就不适合社会主义，但是还要修庙，修庙是为了达到毁庙的目的。为什么说大体适合呢？因为可以发展生产力。印度搞五年，增加了三十万吨钢，我们增加四百万吨。我们的制度不妨碍生产力发展。几十年后，集体与国营矛盾解决了，还会有新的矛盾。到共产主义价值法则不要了，军队不要了，当然也要国际环境许可。八大决议这句话，马、恩、列没讲过，但也没有害处。意思是要赶快发展生产，充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是没有讲清楚，带语病的性质，没有认真的讲清矛盾，是比外国、此将来，这句话现在也不必改，现在可不谈这个问题。列宁讲过苏联政权与落后的技术有矛盾。现在不讲，以后解释清楚就行了。严格地讲，说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力不适合当然是不对的，我们恰好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生产力。许多经济学家说我们的制度与生产力有矛盾，说社会主义制度落后于生产力，这种说法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