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
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

后来“三查三整”，也没有采取这种形式。
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发饷，没有制造枪炮的工厂，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是依靠战士,依靠当地人民，依靠群众。
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主作风。
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那就不好了。

现在不同了，战争结束了，全国除台湾省外都解放了。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式。
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
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
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
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
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
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现在容易说通了,在五月间那个时候，就很不容易说服人。
北京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

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
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
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
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
那是少数人,是右派。

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
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
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
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
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

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是可以改造的。
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
应当相信多数，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社会主义革命对我们都是新的。

我们过去只搞过民主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不破坏个体所有制，不破坏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只破坏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
所以,有许多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可以过来。
这里头,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就不热心，是勉强过来的；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是肯干的，这一关过来了。
现在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有些人就难过。
比如，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他家是三代要饭,解放后翻身了,发家了,当了区一级干部。

这回他非常不满意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
现在开了他的展览会,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
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关难过呢？因为这一关是要破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破个体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
今年是斗争的一个洪峰。

以后是不是年年要来一个洪峰？象每年黄河的洪峰要来一样,我看恐怕不是那样。
但是，这样的洪峰，以后也还会有的。
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
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
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

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
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我们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
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
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

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万。
一千二百万人,如果集合起来，手里拿了枪,那是个很大的军队。
但是，为什么天下又不会大乱呢？因为他们是分散在这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这个农村，那个农村；这个工厂,那个工厂；这个学校,那个学校；这个共产党支部,那个共产党支部；这个青年团支部，那个青年团支部；这个民主党派的支部,那个民主党派的支部；是分散在各处,不能集合，所以天下不会大乱。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我国无产阶级数目比较小，但是它有广大的同盟军,最主要的就是农村里头的贫农、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还要多一点。

富裕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现在的富裕中农大体分三部分：赞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动摇的，占百分之四十；反对的，占百分之二十。
这几年来,经过教育改造，地主、富农也有分化，现在也有不完全反对社会主义的。
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加以分析，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事实不是那样。
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有百分之九十。

我们要相信这个多数。
经过工作,经过大辩论，还可能争取百分之八，就变成百分之九十八。
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
当然,要注意，刚才邓小平同志讲了,它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农村说话没有什么人听。

地主的名声更臭。
买办资产阶级早就臭了。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些影响了。
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那一样都缺不了他。
办学校要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办报纸要有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搞建设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

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
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
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
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
他不说他是资产阶级，一定要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

我看,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工人、农民，也比他罗隆基高明得多。
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
讲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那也是拥护的，手也是举的,但是心里是不那么服气的。
这里头就要分别了，右派是对抗的,中间派是半服半不服的。
不是有人讲共产党这样也不能领导，那样也不能领导吗？不仅右派有这个思想，中间派有些人也有。

总而言之,照他们的说法，差不多就完了，共产党非搬到外国不可，无产阶级非上别的星球不可。
因为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嘛！无论讲那一行，右派都说你不行。
这一次辩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取半服半不服的中间派,使他们懂得这个社会发展规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还是要听文化不高的无产阶级的话,在农村里头要听贫农、下中农的话。
讲文化,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不如他们，但是讲革命,就是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行。
这可不可以说服多数人？可以说服多数人。

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
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中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
不大服气的，过若干年，慢慢就会服气了。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
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

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
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
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
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
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

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
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
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
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我们不要怕乱,也不要怕下不得台。
右派是下不了台的,但也还是可以下台。
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
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
少数极顽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

右派这么闹一下,使我们摸了一个底：一方面，赞成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九十,可能争取到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十，其中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
摸了这样的底,就心中有数了。
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
我们不需要象波兰那样封一个刊物，我们只要党报发一两篇社论就行了。
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问题,再发第二篇社论，它就自己改。

新民报也是它自己改。
在波兰就不行，他们那里反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右派的问题没有解决,走那条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又不抓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所以封一个刊物就惹起事来了。
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我是从来不悲观的。
我不是说过，乱不了,不怕乱吗？乱子可以变成好事。
凡是放得彻底的地方，鬼叫一个时候，大乱一阵，事情就更好办了。

我国解放以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现在是一千二百万工人。
工人阶级人数虽然少,但只有这个阶级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
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的农民，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场的工人。
资产阶级要灭掉。
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
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有人说进了工会岂不就变成工人阶级了吗？不。
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工人阶级，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
现在民主党派的成员、大学教授。

文学家、作家,他们没有工人朋友,没有农民朋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比如费孝通,他找了二百多个高级知识分子朋友,北京、上海、成都、武汉、无锡等地都有。
他在那个圈子里头出不来,还有意识地组织这些人,代表这些人大鸣大放。
他吃亏就在这个地方。
我说,你可不可以改一改呀？不要搞那二百个,要到工人、农民里头去另找二百个。

我看知识分子都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找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农民那里。
要找老工人做朋友。
在农民中,不要轻易去找富裕中农做朋友,要找贫农、下中农做朋友。
老工人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贫农、下中农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
整风有四个阶段：放,反,改,学。

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开点小组会，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
今年五月一比中共中央发表的整风文件中讲和风细雨，当时许多人不赞成，主要是右派不赞成,他们要来一个急风暴雨，结果很有益处。
这一点我们当时也估计到了。
因为延安那一次整风就是那样,你讲和风细雨,结果来了个急风暴雨,但是,最后还是归结到和风细雨。
一个工厂，大字报一贴,几千张，那个工厂领导人也是很难受的。

有那么十天左右的时间，有些人就不干了，想辞职,说是受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北京那些大学的党委书记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那时候右派他们说，你们不能驳,只能他们鸣放。
我们也讲，要让他们放，不要驳。
所以，五月我们不驳,六月八日以前,我们一概不驳,这样就充分鸣放出来了。

鸣放出来的东西，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正确的，有百分之几是右派言论。
在那个时候，就是要硬着头皮听，听了再反击。
每个单位都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
这个整风，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都要搞。
现在军队也是这样搞。

这样搞一下很必要。
只要你不搞，“自由市场”又要发展的。
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三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工程师、科学家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
比如房子每天要打扫,脸每天要洗一样,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个把月就行了。
也许那时候还要来一点洪峰。

现在这个洪峰不是我们造成的,是右派造成的。
我们不是讲过吗？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
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
右派就不承认自己有改造的必要，而且影响其他一些人也不大愿意改造,说自己已经改造好了。
章乃器说，改造那怎么得了，那叫做抽筋剥皮。

我们说要脱胎换骨，他说脱胎换骨就会抽筋剥皮。
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许多人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搞，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那些老知识分子会要逼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
讲学问,你说他现在不行,他将来是会行的。

这批新的人出来了,就对老科学家、老工程师、老教授、老教员将了一军,逼得他们非前进不可。
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一部分是能够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
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
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

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
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
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
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
有人说，要先专后红。

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
他在这个时候不红，要到将来再红，这个时候不红,他是什么颜色呀？还不是白色的。
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
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

我在四月三十日讲的那些话，许多人就听不进去。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说中国有五张皮。
旧有的三张：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
过去知识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
此外,还靠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小生产者所有制即小资产阶级所有制。

我们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张皮的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
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后两张皮：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
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了。
老皮三张久已不存，另外两张也不存了。
现在有什么皮呢？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张皮。

当然，这又分两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体所有制。
现在靠谁吃饭？民主党派也好，大学教授也好，科学家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是吃工人阶级的饭,吃集体农民的饭，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总起来说，是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饭。
那五张旧皮没有了,这个毛呢，现在就在天上飞，落下来也不扎实。
知识分子还看不起这张新皮,什么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实在是太不高明了,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三[1]教九流” 都不如他。
他不愿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过去反对的人多,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天天反，说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害得大家生怕这个东西。
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无产阶级世界观,这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运动。
今年这个运动，就是开辟这条道路。
现在有些机关、学校,反过右派之后,风平浪静,他就舒舒服服，对提出来的许多正确意见就不肯改了。
北京的一些机关、学校就发生这个问题。

我看,这个整改又要来一个鸣放高潮。
把大字报一贴，你为什么不改？将一军。
这个将军很有作用。
整改，要有一个短时期,比如一两个月。
还要学，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是在第四个阶段。

这个学,当然不是一两个月了，只是讲这个运动告一段落，引起学习的兴趣。
反击右派总要告一个段落嘛！这一点，有的右派估计到了。
他说,这个风潮总要过去就是了。
很正确呀，你不能老反右派,天天反,年年反。
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较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没有完结，不要松劲。

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
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
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
多数人总是要向前进的。
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

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
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
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
我们采取不提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
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

他说,我是不投降的,阎王老爷你看我多么有“骨气”呀！他是资产阶级的忠臣。
右派跟封建残余、反革命是有联系的,通气的,彼此呼应的。
那个文汇报,地主看了非常高兴,他就买来对农民读,吓唬农民说,你看报纸上载了的呀！他想倒算。
还有帝国主义、蒋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气的。
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

美帝国主义也很同情右派。
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假如美国人打到北京,你们怎么样？采取什么态度？准备怎么做？是跟美国一起组织维持会？还是跟我们上山？我说,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张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
说这个话是极而言之，把问题讲透,不怕乱。
你美国占领半个中国我也不怕。
日本不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吗？后来我们不是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吗？我跟日本人谈过,要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激发了我们全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高了我国人民的觉悟。

右派不讲老实话,他不老实,瞒着我们干坏事。
谁晓得章伯钧搞了那么多坏事？我看这种人是官越做得高,反就越造得大。
章罗同盟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最喜欢了。
他们利用这两个口号反对我们。
我们说要长期共存,他们搞短期共存；我们说要互相监督,他们不接受监督。

一个时期他们疯狂得很,结果走到反面,长期共存变成短期共存。
章伯钩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
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
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
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

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
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学生不听。
那末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教书。
这些问题都要考虑,是一个麻烦的问题。
革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麻烦的事情。

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
各民主党派什么情况,基层什么情况，恐怕你们这些负责人也不摸底。
坚决的右派分子,在一个时候，在一些单位，可以把水搞得很混，使我们看不见底。
一查,其实只有那么百分之一、二。
一把明矾放下去,就看见了底。

这次整风，就是放一把明矾。
大鸣、大放、大辩论之后,就看得见底了。
工厂、农村看得见底,学校看得见底，对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也都有底了。
现在，我讲一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经过两年的实践，基本要求还是那个四、五、八,就是粮食亩产黄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

十二年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基本之点。
整个纲要基本上没有改，只是少数条文改了。
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如合作化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相应的条文就作了修改。
有些过去没有强调的,如农业机械、化学肥料，现在要大搞,条文上就加以强调了。
还有条文的次序有些调动。

这个修改过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经过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联席会议讨论以后，要重新公布,拿到全国农村中去讨论。
工厂也可以讨论,各界、各民主党派也可以讨论。
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是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不是章伯钧那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
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很有必要。
要鼓起一股劲来。

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间，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
范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
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
后的说来，实现这个纲要是有希望的。
我们中国可以改造，无知识可以改造得有知识，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

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就是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不晓得诸位如何？恐怕你们也是有兴趣的吧！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
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
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

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
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里头就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仅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和文教计划。
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我们国家的面貌是会有个改变的。
我们预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两千万吨。
今年是五百二十万吨，再有十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
印度一九五二年钢产量是一百六十万吨，现在是一百七十几万吨，它搞了五年只增加十几万吨。

我们呢？一九四九年只有十九万吨,三年恢复时期搞到一百多万吨，又搞了五年，达到五百二十万吨,五年就增加三百多万吨。
再搞五年，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万吨。
然后，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不是可以达到两千万吨呢？是可能的。
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
右派说没有希望，那是完全错误的。

他们没有信心,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那当然没有信心。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是完全有信心的。
注释[1]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
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和农家。
“三教九流”后来是泛指宗教和学术的各种流派，旧社会中也用来泛称江湖上各种各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