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天了。
这一百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
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
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

比如,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
人这个地方叫头,头有一张皮，叫头皮。
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
我们总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们中国也好，多数人是好人。

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在我国六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
共产党里,青年团里,民主党派里,学生和知识分子里,多数人总是好人。
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

应当承认这一点。
这是每一次运动都证明了的。
比如这一次,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
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

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
放火烧身可不容易。
现在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些同志后悔了,感到没有放得厉害。
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了，就是有点不够，有点不过痛，早知这么妙,何不大放特放呢？让那些毒草长嘛，让那些牛鬼蛇神出台嘛,你怕他干什么呢？三月份那个时候我就讲不要怕。

我们党里头有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乱。
我说,这些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没有看见大局面，就是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好人。
不要怕群众,他们是跟我们一块的。
他们可以骂我们，但是他们不用拳头打我们。

右派只有极少数，象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
这是讲学生。
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
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

这两方面旗鼓相当。
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
有什么可怕呢？我们有些同志，就有那么一些怕，又怕房子[1]塌下来，又怕天塌下来。
从古以来，只有“杞人忧天” ，就是那个河南人怕天塌下来。

除了他以外，从来就没有人怕天塌下来的。
至于房子,我看这个房子不会塌下来，刚刚砌了不好久嘛，怎么那么容易塌下来呢？总而言之,无论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不要怕。
怎么怕群众呢？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
什么叫领导人物呢？小组长、班长、支部书记、学校里头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是领导人物，还有柯庆施同志，我也算一个。

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
现在把火放起来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们的同志烧好。
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
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

要定期“放火”。
以后怎么搞呀？你们觉得以后是一年烧一次,还是三年烧一次？我看至少是象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闯,五年再闯，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
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
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

不是讲锻炼吗？锻者就是锤打,炼就是在高炉里头炼铁，平炉里头炼钢。
钢炼出来要锻。
现在锻要拿汽锤锻。
那个锻可厉害哩！我们人也要锻炼。

有些同志,你问他赞成不赞成锻炼,那他是很赞成的，“啊，我有缺点,很想去锻炼一下”。
人人都说要锻炼一番。
平常讲锻炼，那舒服得很,真正要锻炼了，真正要拿汽锤给他一锻，他就不干了,吓倒了。
这一回就是一次锻炼。

一个时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

就是两股风来吹：一是大多数好人,他们贴大字报，讲共产党有缺点，要改；另外是极少数右派，他们是攻击我们的。
两方面进攻的是一个方向。
但是多数人的进攻是应当的,攻得对。
这对我们是一种锻炼。

右派的进攻,对我们也是一种锻炼。
真正讲锻炼，这一回还是要感谢右派。
对我们党,对广大群众，对工人阶级、农民、青年学生以及民主党派,右派给的教育最大。
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们的。

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
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
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
那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走那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
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

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
辩论一次好。
这些问题没有辩论过。
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

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
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还是可以打。
后头接着来的解放战争,也是经过辩论的。
重庆的谈判,重庆的旧政协，南京的谈判,都是辩论。

蒋介石对我们的意见,对人民的意见,一概都不听，他要打仗。
打的结果,他打输了。
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
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

在六、七年之内,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个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上完成了。
但是人的改造,虽然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
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
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

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
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这种话就讲得不对了。
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

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
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
办报纸的,唯心论最多。

你们不要以为只是社会科学方面唯心论多，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
搞自然科学的许多人，世界观是唯心论的。
你要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们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们是照那个实际情形办事的。
你要讲社会怎么改造，那他们是唯心论。

我们说整风是要整好共产党，他们中间一些人说要消灭共产党。
这一回暴露了这么一些情形。
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
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

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
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
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分子”。
不是有起义将军吗？这是“起义文人”。

这一件事，敌人和我们两方面都高兴。
在敌人方面,看见共产党员“起义”了,共产党要“崩溃”了,他们很高兴。
这一回崩溃了多少呀？上海不晓得,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
这种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

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就高兴得很。
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唯心论,你钻进共产党、青年团里头,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动摇分子。
所以，在我们方面,看见“起义”的,我们也高兴。
那一年清党、清团清得这么干净呀？他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们清理。

但是,现在的情况变了,反过来了。
我们把右派一包围,许多跟右派有联系但并非右派的人起来一揭露,他不“起义”了。
现在右派不好混了,有一些右派起义了。
我三月在这里讲话以后，一百天工夫，时局起了这样大的变化。

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
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这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斗争，不是经济斗争。
思想斗争的成份有没有呢？有，但是我看政治斗争占主要成份。
思想斗争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

共产党整风,青年团整风，是思想斗争。
要提高一步，真正学点马克思主义。
要真正互相帮助。
有什么缺点，主观主义有一点没有呀？官僚主义有一点没有呀？我们要真正用脑筋想一想,写一点笔记,搞那么几个月，把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反击右派也许还要几十天，还要个把月。
右派言论尽这样在报纸上登,今年登一年，明年登一年，后年登一年，那也不好办事。
右派就那么多,右派言论登的差不多了，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登嘛。
以后就阴登一点,阳登一点，有就登一点，没有就不登。

我看七月还是反击右派紧张的一个月。
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
我们不是提倡和风细雨吗？他们说,和风细雨，黄梅雨天天下，秧烂掉，就要闹饥荒，不如急风暴雨。
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那个“乌鸦”他提此一议。

他们还说,你们共产党就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们就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
其实,我们从前搞思想改造,包括批评胡适、梁漱溟,我们党内下的指示都是要和风细雨的。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的。
比如走路,总是这么弯弯曲曲走的。

莫干山你们去过没有呀？上下都是一十八盘。
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
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
因为他们来了个急风暴雨，这好象是我们报复他们。

这个时候，右派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
他看见那里有一根草就想抓,因为他要沉下去了。
好比黄浦江里将要淹死的人一样,那怕是一根稻草,他都想抓。
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

现在是暴雨天,过了七月,到了八月那个时候就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挖了嘛。
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
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
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
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
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
现在也是一样。

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
所谓不听，是什么人不听呢？是许多中间人士不听,特别是右派不听。
中间人士将信将疑。
右派根本不听，许多话我们都跟他们讲了的，但是他们不听,另外搞一套。

比如我们主张“团结——批评——团结”，他们就不听。
我们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他们又不听。
我们讲要民主集中制，要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又不听。
我们讲要联合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也不听。

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讲过的，他们都不听。
还有一条他们特别不听的，就是说毒草要锄掉。
牛鬼蛇神让它出来,然后展览，展览之后，大家说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
毒草让它出来,然后锄掉，锄倒可以作肥料。

这些话讲过没有呢？还不是讲过吗？毒草还是要出来。
农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讲,就是每年都要锄它几次，那个草根本不听，它还要长。
锄了一万年,草还要长，一万万年，还是要长。
右派不怕锄，因为我讲话那个时候,不过是讲要锄草，并没有动手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并非毒草,是香花，我们这些人是毒草，他们并不是应当锄掉的,而要把我们锄掉。

他们就没有想到，他们正是那些应当锄掉的东西。
现在就是辩论我上边讲过的那三个问题。
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没有经过充分辩论，党内没有充分辩论,社会上也没有充分辩论。
象牛吃草一样，先是呼噜呼噜吞下去，有个袋子装起来,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

我们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识形态也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没有展开充分辩论。
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就是展开辩论。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
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

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
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
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
白话没有阶级性,我们这些人演说讲白话,蒋介石也讲白话。

现在都不讲文言了,不是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
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
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

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
一个时候,两三个星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好象是利于资产阶级。
我们讲硬着头皮顶住，也就是那两三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你们不是讲锻炼吗？有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就是锻炼，并非要把你塞到高炉里头去烧。

有许多中间人士动摇一下,这也很好。
动摇一下，他们得到了经验。
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不然为什么叫中间派？这一头是无产阶级,那一头是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中间派，两头小中间大。
但是,中间派归根结底是好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资产阶级也想争取他们作同盟军，一个时候他们也有点象。
因为中间派也批评我们，但他们是好心的批评。
右派看见中间派批评我们,就来捣乱了。
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治,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

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
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
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
这是一条经验。

刚才讲大字报，这是个方式的问题,是取一种什么形式作战的问题。
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象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
至于飞机、大炮,那大概是《文汇报》之类吧，还有《光明日报》,也还有一些别的报纸。
有一个时期,共产党的报纸也登右派言论。

我们下了命令,所有右派言论,要照原样登出来。
我们运用这种方式,以及其他各种方式,使广大群众从正反两面受到了教育。
比如《光明日报》、《文汇报》的工作人员,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
他们过去分不清什么叫无产阶级报纸,什么叫资产阶级报纸,什么叫社会主义报纸,什么叫资本主义报纸。

一个时候,他们的右派领导人把报纸办成资产阶级报纸。

这些右派领导人仇恨无产阶级,仇恨社会主义。
他们不是把学校引到无产阶级方向，而是要引到资产阶级方向。
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他们非常之怕改造,说改造就出那么一种感,叫做“自卑感”，越改就越卑。
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

应当是越改造越自尊，应当是自尊感，因为是自己觉悟到需要改造。
那些人的“阶级觉悟”很高，他们认为他们本身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
他们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
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经过踌躇、考虑、不大愿意、摇摆这么一些过程,总归是要走到愿意改造。

越改造就越觉得需要改造。
共产党还在改造,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
你说整了这次风就不整了？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
人就有那么一条，他容易忘记。

所以,过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
共产党还要整风，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不要整风？不要改造？那就更需要整风，更需要改造。
现在各民主党派不是在整风吗？整个社会要整一整风。
把风整一整,有什么不好？又不是整那些鸡毛蒜皮，而是整大事,整路线问题。

现在民主党派整风的重点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
我看整得对。
现在共产党整风的重点不是整路线问题,是整作风问题。
而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那条路线的问题。

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治、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把我讲的这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几亿人民作的事情究竟好不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社会主义的话，要那一个党来领导？是要章罗同盟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来它一个大辩论，把路线问题搞清楚。
共产党也有个路线问题，对于那些“起义分子”，共产党、青年团里头的右派，是个路线问题。
教条主义现在不是个路线问题，因为它没有形成。
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几次教条主义路线问题，因为它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

现在的教条主义没有形成制度、政策、纲领,它是有那么一些硬性的东西，现在这么一锤子，火这样烧一下,也软了一点。
各个机关、学校、工厂的领导人,不是在“下楼”吗？他们不要那个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了,不做官当老爷了。
合作社主任跟群众一起耕田,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到车间里头去，同工人一起劳动，官僚主义大为减少。
这个风将来还要整。

要出大字报，开座谈会，把应当改正的,应当批评的问题都分类解决。
再就是要提高一步，学一点马克思主义。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多数是好人，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
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

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本来不对的也不准批评。
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是生动活泼的。
凡是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尖锐,怎么痛骂一顿,没有罪,不受整,不给你小鞋穿。

小鞋于那个东西穿了不舒服。
现在要给什么人小鞋子穿呢？现在我们给右派穿。
给右派一点小鞋穿是必要的。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

有些同志怕群众跟怕水一样。
你们游水不游水呀？我就到处提倡游水。
水是个好东西。
你只要每天学一小时,不间断，今天也去，明天也去，有一百天,我保管你学会游水。

第一不要请先生,第二不要拿橡皮圈,你搞那个橡皮圈就学不会。
“但是我这条命要紧呀,我不会呀！”你先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游嘛。
如果说学一百天,你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搞三十天,你就学会了。
只要学会了，那末你到长江也好,到太平洋也好,一样的,就是一种水,就是那么一个东西。

有人说在游泳池淹下去还可以马上把你提起来，死不了，在长江里头游水可不得了，水流得那么急，沉下去了到那里去找呀？拿这一条理由来吓人。
我说这是外行人讲的话。
我们的游泳英雄,游泳池里头的教员、教授，原先不敢下长江，现在都敢了。
你们黄浦江现在不是也有人游吗？黄浦江、长江是一个钱不花的游泳池。

打个比喻，人民就象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象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
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呀！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学生群众,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知识分子的多数，你不能骂他们,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
群众也可能犯错误。
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

但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
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象鱼跟水的关系一样。
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

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
这是讲得透底。
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

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
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
“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
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
“皮之不[2]存,毛将焉附” ,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
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
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

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
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
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

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
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
帝国主义跑了,他们的产业都拿过来了。
封建主义所有制消灭了，土地都归农民,现在又合作化了。

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有了。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了，基本上（还没有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了。
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了,尽管这个制度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
这五张皮都没有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

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做梦也记得。
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
所以,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
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

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一百天以前我在这个地方讲过，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
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
他在那个梁上飞,他要回去,那边空了，那几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
老家没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

你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研究一下无产阶级的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农民交朋友。
他不,他也晓得那边空了，但是还是想那个东西。
我们现在就是劝他们觉悟过来。
经过这一场大批判，我看他们多少会觉悟的。

那些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应当觉悟，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
我说,这种人是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叫半知识分子比较妥当。
因为你的知识只有那么多，讲起大道理来就犯错误。
现在不去讲那些右派知识分子，那是反动派。

中间派知识分子犯的错误就是动摇，看不清楚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
你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
可见你知识不太多。
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

什么孙大雨那一套,他们一看就知道不对。
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
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

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
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没有原料。
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都是从地方拿来的。
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错误。

知识来源于群众。
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
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跟群众的关系，就象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
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
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

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
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
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
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

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
也许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
象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
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

你对阎王说,我是五张皮的维护者,我很有“骨气”，共产党、人民群众斗争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过来了。
但是你晓得，现在的阎王也换了。
这个阎王,第一是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宁。
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这些人当阎王。

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
注释〔1）见《列子·天瑞》。
〔2）见《左传·信公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