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宣传工作会议开得很好，提出了很多问题，使我们懂得了很多事情，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次会上全部解决，某些问题可以解决，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一）上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我讲，在我们面前，提出一个新的问题。现在是处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个大变动很久就是。解放战争，是一个大变动；上溯到抗日战争，也是一个大变动。解放战争，推翻蒋介石政府，现在变动更深刻，搞社会主义革命，几亿人口进入这个运动，在几亿人口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国家又广泛地进行经济建设，办了很多工厂，办了很多水利事业，交通运输事业扩大了，办了很多的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办了很多报纸，这在过去根据地的时候是没有的。报纸过去是有的，五年计划的四年中，特别是最近两年，突然学校、工厂多起来。这么大的变动，会反映到思想意识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变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国民党政府发生变化，一个上台，一个下台，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在土地问题上，一个起来，一个下去。过去被国民党统治的企业，官僚资本起了变化，最近私营工商业，又起了变化。几亿的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都在起变化，个体变为集体，私有变为公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在思想上有所反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大的变动基本上是健康的。推翻一个旧制度，建立了一个新制度，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巩固。现在是未巩固的时期，例如合作社，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才能巩固。需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今年一年，再加上五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起来。不能认为建立了合作社，就巩固了。这是不可能的。建立新工厂都有个巩固过程，办个学校，办报纸刊物，都有这个问题。但是应该看到，会巩固起来的。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伟大的工业国，这个前途，应该看到。

　　（二）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有多少知识分子，还没有精确统计。大约的估计，各类知识分子有500万左右。可以作个粗略的分析，无非是左、中、右。少数人对社会主义不那么欢迎，甚至有敌对情绪，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走社会主义，不那么高兴，甚至有敌对的情绪，认为社会主义制度长不长。会失败，或者希望总有一天会恢复到资本主义制度，这种人是很少数，有人说占10%，恐怕没有那么多，可能有1%、2%，或者更少一些。总而言之，有这么一些人就是。他们都是从旧社会来的。除此以外，90%以上的人是爱国主义者，他们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但是，也有许多人，对于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的问题如何解决，如何答复，还不大清楚。其次，有些人对马列主义不那么都习惯，不那么热心，不那么欢迎。但是多数人是想学习马列主义。所以在500万左右知识分子中，大概有l0%左右，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在内，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是赞成、拥护的。只有10%左右，或者还多一点，或许少点，这只是一种估计，对500万知识分子来讲，这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是想学习，也学习了一点，但不那么熟悉，有些人有些怀疑。拿爱国主义来说不同，有许多人，他不赞成社会主义，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在外国人面前，他们是爱国主义者。另一种是中间状态，是占大多数。少数人是反对的。这种不赞成的人，很长时期都会有的。如宗教家，他可以赞成社会主义，但他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我们是无神论者，可是宗教存在一天，他们就是有神论者。有些人心里不赞成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他不敢公开说，实际上是不赞成的，不应该强迫他接受，应该容许。大多数人当中，赞成的程度也有区别，赞成或者有几分赞成，或者还有一定的怀疑，要承认这种状况在很长时期内都会存在的。要求过高，就不符合事实，就会把任务减低。外国有一个马克思。中国怎能出几亿马克思，大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我们就没有宣传的任务了。我们开宣传工作会议，同志们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我们有宣传的任务，要宣传得好。在几十年后使知识分子中更多的人接受马列主义的世界观，通过科学研究、生产和工作的实践，懂得比较多一点马列主义，这样也就好了。但不能强迫人家接受。只能说服人家接受。

　　（三）我们都是教育人民的人，无论办学校，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都是教育人民的人，都是人民的先生。500万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没有这500万知识分子，我们一件事都做不好，我们国家的文化不发达，但有500万知识分子，这些人是先生要教出许多学生，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科学技术人员和他们的作品，报纸，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的国家只有三部分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教育人民的人。因此，他们有个任务，教育人民的人就要先受教育。尤其是在大变动的时期，500万知识分子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遗产，须接受教育。如果说没有学习的任务了，是否恰当呢？有人想：“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改造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恐怕是不恰当的。所有我们这些人，都有学习的任务。共产党员，如果不研究新的问题，过去旧了的不恰当的东西不丢掉，不接受新事物，不研究新道理，那么，教育人的任务就会作得很差了。这一点是否可以肯定下来，就是所有的人，包括500万知识分子，都要学习。说已经改造好了，不对，我看还要改造。在几个五年计划以后，还要改造，因为，那时，又有变化了，又有许多新的问题出现。这时期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懂得多的人仍要学习。我看，大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在这个基础上，有别人好心的帮助，而不是强制的学习，人家怕是大会搞思想斗争。欢迎个人研究，小组帮助。只能一面教，一面学，一面是教员。一面又是学生。并且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是学不好的。要向工人、农民、学生学习，要向教育的对象学习。要在生产、工作中学习。

　　（四）整风。共产党员要准备整风。我们在十几年以前做过一回，后来也整过几次，那是检查工作性质的，不是延安那样的整风。准备今年开始，中央做出决定，做试验，明年普遍地推行。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整风的时候是要批判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其次是整宗派主义，不以六亿人口和500万知识分子为范围来帮助、团结这些人，不从这个现实情况出发，就是宗派主义；再一个是官僚主义，现在官僚主义相当严重。克服缺点，纠正错误，要在全国造成一种自由批评的环境和习惯。整风方法与延安那样，研究文件，看点东西，自己有错误，有缺点，批评一下，不管什么人（包括中央委员）有错误缺点讲一讲，不用大民主，只用小民主。小组会上用小小民主也可以，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人”的办法。也就在整风中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向前推进一步。多学习一点马克思主义。陆定一同志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说整风运动是思想运动，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很对的。有许多问题，马、恩、列、斯没有讲到，也没有看到，我们应该不限于他们讲过的范围，可以按他们的基本方针，按照他们的基本方向，有所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发展，不能停滞，不发展就没有生命。基本原则不能违背，违背基本原则就是修正主义。但是停滞不前是教条主义。

　　（五）为人民服务的问题。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除了这两种人外，就没有什么人了，资本家要变工人，地主要变农民。现在要提倡知识分子下工厂、农村去。最近有几个同志下农村，陈伯达、邓子恢两同志到农村住了几个月，很有益处，看了很多东西。走马看花，是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下马看花。陈伯达、邓子恢同志下马看了，几个月做了调查，交了朋友。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是否应该下去？应该去，科学技术人员都下去那也不必，他就在工厂，研究人员是实验室的，都去这也不必，但有时下乡下厂转一转，也有好处。家在乡下，从不回家，一辈子见不到工人、农民是不好的。希望这些人，十人中有七个人到乡下、工厂去跑一跑，看一看。还有三个人因为年纪大，或是不愿去。有70%的人下去看看，了解情况。考察小学、中学，顺便看看合作社，人民代表，政治委员都下去看嘛，如果能办到这样就好了。也不是今天开了会，明天就了70%的跑光，那么合作社就会成灾，新闻记者这么多，他们招待不起。逐步的，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时间，争取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直接接触，看一看，跑一跑，与工人农民一道，混几个月，一年、两三年，在那儿住去，安家落户，两三年再回来，在延安曾经这样作过，那时知识分子很多，有一个时期，思想混乱，有怪论，闹得天下大乱，后来开了一次会，讲了话，也有一批人下去，就好得多了。知识分子照道理来讲是没有知识的，一不耕田，二不造桌椅板凳，知识分子只是看书，书当然不可不看，可以学习前人的经验，但光看书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有朋友，还要研究当前情况。现在有些人下去体验生活，有些有成绩，有些没有成绩。工人农民不和他们讲真话。一看“你是知识分子，你跟我又不一样，你是来搞调查的，大概想整我一下吧？”他就不和你讲真话。看你采取什么态度？这与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是有关系的。马列主义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现在，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小资产阶级变为集体劳动者，资产阶级变工人，这就有可能向他们宣传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知识分子按其出身来说，许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进过资产阶级的学校，学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如我，就进过资产阶级的学校，学过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后来学的。要改变过去的世界观，换成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下去跑一趟，工人和农民不会和他讲真话，我们要造成风气，要有30%，40%，50%，60%，如多少年有70%，十一年之内，有7%的知识分子去接触工人和农民，研究问题，这样就可以把在书上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看到的常常会溜走，等于我们每天看报纸忘记了一样，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学到，主要是在工作中、实践中，才能真正了解，如果这样，书本上看了马克思主义，又接触工人农民，在工作中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许多人就有了共同语言。有较多的人，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不只有爱国主义共同语言，而且也有社会主义共同语言。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如果不这样，我看，许多问题还是不好解决。作品也还是不能写好。有人说：“马克思主义还是少学为好，学多了文章反而写不好”。这是一种说法。马克思自己说过，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说学了马克思主义妨碍创作，这是一种抵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思想，他脑筋里有一种旧的世界观，或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不赞成新的东西。这要慢慢来，而且要有很长的时间，要造成风气。我们建议文艺上工农兵方向，如果说不是工农兵方向，还有什么方向呢？在延安时都是工农兵方向，今天仍然是，有人说如不是，那是什么？那只有资产阶级方向了。有入说：“百家争鸣，马克思一家，其他还有99家”。依我看，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西方世界是一家，我们是一家。还有，民族主义是一家，是中间地位。什么叫百家？新闻是一家，教育是一家，新闻中我这样办报纸，你那样办报纸即有两家。办学校，大学一家，中学一家，大学中的家可多！科学院的家可多了，技术人员的家也很多，其实不是什么百家，而是千家、万家，所谓百家，无非是言其多也。我说现在世界上基本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马列主义也有几家，马列主义一家，修正主义也算一家，挂了马克思主义的牌子，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例如英国的工党，也在说什么社会主义。另外教条主义也是一家。三家。

　　（六）片面性问题，有两种片面性：教条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陆定一同志的文章讲了这个问题。一种是肯定一切，一种是否定一切。教条主义肯定一切，所谓100%的布尔什维克，不是99．9%，硬说是100%，经过十年的功夫，1935—1945年中，后来一查，“正确”没有了。教条主义外国也有，是将马克思主义片面化了，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工作，肯定一切，只许赞扬，不许批评。只许讲好，不许讲坏。北京最近发生了一次“世界大战”，好多人包围青年作家王蒙，我们替王蒙解了围。把他救出来，虽然他的作品有缺点。但是，讲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揭露了官僚主义。总而言之，讲不得，一讲就军法从事，违犯了军法。我们过去军事时期，搞阶级斗争，有些学问，有些办法。但产生了简单化，行政命令，因为领导人民向敌人作斗争，有许多事情不能那么从容讨论，要迅速，这就养成了一种作风，只有那么一条经验，一条办法。在新的环境下还用这个办法，那是不对的。特别在军队工作久了的人，容易简单化。现在围剿王蒙的也是解放军，开了几个团，把他包围起来，那不好。

　　另外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否定一切。没有一件好事。工人、农民的事业，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是几亿人民的伟大斗争，没有什么好的可说，漆黑一团，使人丧失信心，这不合乎事实。一切都好，没有困难，也不合乎事实。也不是一切都好，要加以分析。例如钟惦棐揭露了电影中的缺点和错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要把他们揭露的加以改正，错误的要批评，正确的要改正，但他的批评是片面的，台湾很欢迎。陈其通等四人在1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有的传达错了，说我赞成，我再讲一遍，我很不赞成。这几个同志他们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想保卫党。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不过，有这么一种情绪，是讲毒草务必去尽；他们认为“百家争鸣”提出来，好处甚少，坏处甚多。据他们估计，成绩太少，缺点太多，放出了王蒙，牛鬼蛇神都出来了，大势不好大有不可终日之势。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文章里面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似乎是赞成，其实是反对这个方针的，对这个方针不通，有怀疑。他们的文章是没有说服力的，没有分析，简单从事，短促突击，人家看了文章是不会服的。我看了就不服，我不认识王蒙，我和他又不是儿女亲家，我就不服嘛，这两派都是形而上学，都是片面性，都是毒草，都要批评，但要治病救人，帮助他们。其实，共产党员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不过是代表很多的人，不单是个人问题。难道共产党以外，就没有了吗？有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500万知识分子当中，也有“左”派，有右派。不是真正的左派，是带括弧的。也有肯定一切，否定一切。这也难免。事实上，在工作中，在文章中，不可能不带有片面性。要求写文章不带一点片面性，有几万万个马克思？那里有这么多，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片面性，是过分的。事实上，批评起来，各人站在各人的角度，各人根据各人自己的经验来说话的，但是，可不可以要求逐步多一些辩证法？所谓片面性是违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也是违反辩证法的。是不是辩证法可以逐步推广，逐步多一些呢？提出这样的要求，要求一年一年，一天一天，比较全面的来看一些问题。这样多的作家、教师、新闻记者、科学家，都存有片面性，那就不好办，所以，承认有片面性这是事实，不能不承认，这是第一；第二，要逐步克服。一万年还有片面性，不然六亿人口，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成了辩证法家，总不会那样。要逐步推广辩证法，对事物要有分析，文章要有说服力，讲道理，不靠官僚架子来压服别人，不靠行政命令办事，要把做了几十年的什么局长、处长、部长抛在九霄云外。写文章要与人平等，官虽然大，话讲错了人家还是要批评。斯大林的官还不大？有了错误，人家还要讲。老资格，“革命的时候你在那里？你还不是在桌子底下爬！”或者是“当国民党”。摆出这一套，人家就不爱听。辩证法应该使他逐步地多一些，形而上学逐步少些，两种片面性逐步少一些。

　　共产党是否能够领导科学？人们说：“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可以，摘自然科学不行。”有些人听不惯，听了不舒服。我看他们说对了一半，现在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因为你不懂，他懂，他能够讲，在一门科学的具体内容上，你不能具体领导。你讲不出来嘛！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他们也是针对这些事实来说话的。我说一半对，道理就在这里。一半不对是党既然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够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如果说，共产党只能领导阶级斗争，不能领导向自然斗争，这个党就要灭亡。这要有一个过程。过去忙于阶级斗争，现在阶级斗争基本完结，还没有完全完结，许多问题都要他处理，说有一百万知识分子入党，忙不过来，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这种情况要改变，需要几十年，要三、四个五年计划，可以改变。科学要学会，要花很长时间。阶级斗争学会，也花了24年的时间，从1921年——1945年，24年才总结，有一套科学，有一套战略策略。自然科学也可能要这么多时间，无非是要进中学、大学，大学毕业了，研究一个时期，工作一个时期，也就学会了。像我过去不会作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也有很多人不会的，后来是逼上梁山，一教就会了。搞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年纪不大的人，都可以学，还可以调一些人去学习，学生中也有许多党员、团员，有十几年功夫，就懂得了，只要能够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再有十年，二十年；是可以学会的。现在科学家是先生，要向他们学习。是学生领导先生，还是先生领导学生？当然是先生领导学生。因为你是学生，他是先生。

　　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好几个地方提出这个问题。好些同志一定要讲个为主，我看不讲也可以，似乎讲个阶级斗争为主舒服些，讲到人民内部矛盾为主，似乎不好。恰好我犯了这个讳，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题目，就是这个问题。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在内，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有斗争，有人说，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好些，不愿说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为详细说明，现在的情况下，是难解难分的。无产阶级思想之外，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有资产阶级思想。你们说，谁为主？除无产阶级思想之外，谁为主很难分。人民内部矛盾的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已作了总结，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小资产阶级思想是人民内部问题，资产阶级思想也当作人民的内部问题来处理。现在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有些时候，可以放在一起讲。你说那些是属于小资产阶级，那些是属于资产阶级，很难划分，一定要分也可以。今天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要扣大帽子。似乎扣大帽子就好办事了，加他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许多文章都是扣帽子，当然也不是每篇文章都扣帽子。人总是要戴帽子的，在冬天不戴帽子，在外走不感冒我就不相信。但各人的帽子要适合自己的头，别人的帽子是没有量过尺寸的，往往捡了一顶即给扣上。

　　杂文如何写？是否一定要带片面性？前面讲了片面性是难免的，不要那么要求全面，那样是阻碍批评的发表。长文、短文也好，可以要求有不带片面性的杂文。比如，列宁有些文章是杂文性质，很有点像鲁迅，有些很尖锐，很讽刺，谁像谁，不去管他，你能说它是片面性吗？鲁迅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很多是对同志的，也有对敌人的。鲁迅的对付敌人，可否转过来对人民内部呢？倘若鲁迅活着，我看是可以的。“不敢写文章，摸不到领导的底子”，我看底子，就是马克思主义。合乎马列主义就是好的。现在的环境不算太坏，不像国民党时期要检查。编辑部要修改文章，但有些人的文章不要修改它。政府也没有设检查机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更宽了，但有个问题，即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不怕什么的，是无所畏惧的，要讲道理，即辩证唯物论者，是很革命的，还怕官僚主义？我看不要怕。但是也不能否认环境问题，现在的环境还有些人不敢写文章，所以共产党要整风，对“老子天下第一”的人，要整得他们谦虚一点，以平等的态度来看问题，作者与读者都要有平等态度，鲁迅即以平等态度对待读者和作者的。真正好的文章是会受读者欢迎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诚心为人民服务，立志改革。清朝末年写文章，有文字狱，如章太炎的“九音书”、“殊天华”、邹容的“猛四头”，“革命军”，都是人民喜欢的。但章太炎与邹容同时坐班房，当时章太炎是唯物论者，章太炎很有唯物论，写了一篇驳康有为的文章，说“南海小丑，不辨菽粟”，就因此坐班房三年。章太炎有篇文章叫“虬书”，里面讲了很多东西，是直接骂康熙皇帝。章太炎的“民报”，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还是办，我们虽然纸张困难，领导也有缺点，但比章太炎办白话报条件要好多了。现在要改革这个国家，要有这样志向，要有仁人志士，使我们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好起来。想到这方面，就不要怕什么。又要改革，又要怕，就不好办。也要创造环境，使写文章的人能立志改革，有条件。

　　（七）是“放”还是“收”？这是一个方针问题。“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放了这么久，有人想收。在讨论中同志们不赞成收的，这个意见对。中央即要放。会不会乱？有些人怕乱，乱即治，一乱一治。会不会变匈牙利？变不了，变了也不怕．匈牙利变好了，如果我们像匈牙利，有那么多的错误，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帝国主义在那里指挥。该变就变，怕有什么用处。我在1月18日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过真善美，真理是与谬论对立的，一万年还是会有错误的思想，总是有丑恶的现象。好与坏，美与丑，真与假，总是相对的，没有好，就没有坏，没有坏，就没有好，没有大坏人，就没有大好人。香花毒草是对立的，毒草长多了，即会有人把毒草挖掉。真理是与错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总有个比较，是从比较里头发展起来的。社会上好人与坏人的斗争，好人增多了，坏人就减少了，毒草不怕它多，多了可以肥田。什么叫毒草？我问过布尔加宁，欧洲一百年前洋柿子是不是毒草？他说：是有这回事。一百多年以前的毒草，现在变成香花了。我讲过耶稣，马丁路德，哥白尼，伽利略，孙中山，共产党，这个阶级认为是香花，那个阶级就认为是毒草；那个阶级认为是毒草，这个阶级就认为是香花。杜勒斯是美国资产阶级的香花，是全世界人民的毒草。蒋介石是不是毒草？是不是现在有点香了？以前他香过一个时期，北伐时香过，后来他反人民，抗日战争时期，还喊过：“蒋委员长万岁，”是我的老朋友，借过粮食。香花与毒草是对立物的斗争，对立的统一，有比较才能辨别，才能有发展，没有即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与资产阶级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有人间：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我说可以批评。如果批评倒了，那就该倒。我想是难于批评倒的，批评倒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如果把人民政府批评倒了，请蒋委员长回来老百姓就高兴？那不会的。所以不应有害怕批评的情绪。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匹克威克外传”，是狄更斯的作品，批评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发展时期不怕批评，没落时期怕批评，如英法资产阶级在十八世纪不怕批评，在十九世纪也还不大怕批评，十九世纪下半世纪就怕了。但还能容许肖伯纳这样的人。到了20世纪，很怕批评，美国在20世纪，对批评有如惊弓之鸟。在美国住过的人知道，美国那有那多的自由，他们控制得很严，合乎它的、无伤大局的，还容许一点，罢工不是总同盟罢工不带政治性的个别罢工还是容许的。人民政府刚建立不久，70%、80%多数人都是拥护的，10%的地主、富农、特务反对，不赞成。没有办法。民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有些勉强，××同志说的话，不太勉强接受社会主义，就是说，有点勉强。经过教育，他们才服。五百万知识分子，和他们有关系的，那么服，不见得。怎么办？有两个办法，有两种政策来领导这个国家；是放还是收？还是放。罢工，就让他罢工；罢课，就让罢课。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没有，小小民主也没有，逼上梁山，不罢课罢工怎么行？在那种情况下，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调整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这样可以使90%或者更多一点，99%是好的，官僚主义比较少一点，但1%或千分之一，估计到那一年总有一些官僚主义者。人民对严重的官僚主义者不得已才举行群众斗争的，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百家争鸣”是一种科学方法，是发展真理的方法。“百花齐放”是推进文学艺术事业的方法。牛鬼蛇神，都搬到舞台上来啰，搬一点，也是可以的。搬了几十年，几百年，没看见毒死多少人，让它再搬一下，又有什么关系。我劝我几个孩子，去取得算命的机会，过了几十年，就没有命可算了。他们去算了一回，不诚心诚意，又讥笑人家。在杭州，我要他们抽签，他们到了什么寺去抽签。有的抽得好，有的抽得坏。我说，几十年之后，你想要体验这个生活，也不可能了。禁止人们接触丑恶现象，禁止人们看牛鬼神蛇，那是不好的。我并不是提倡每一场戏都要有牛鬼蛇神，有一点也可以，让它存在几年，能天下大乱？存在这么久了，中国人并没有毒死多少。四川省流沙河写了一个“草木篇”的诗，草木篇是毒草，出了这么一篇，以为天下就会乱了，我看出一百篇也不会乱，如果有一百篇，问题即解决了。在座的看过没有？好文章呀！可以再印一下，最好今天晚上就把它印出来。向草木篇开火，开的对；四川的同志，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是，批评的方法有问题。你们四川同志，不要以为我是赞成“草木篇”，反对你们的批评，我是讲，你们可以让它放一下，征求读者的意见，让懂得的人去批评。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不要怕毒草。不要怕犯错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真理的，是发展文化艺术的，是发展科学的，是使我们少犯错误。是辩证法的。有许多事情，开始我们是不知道，不会解决，要在辩论斗争中，才能学会。你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我只是试答这几个问题。现在是放的不够，用这样的一个方针，我们企图团结500万知识分子，团结几亿人民，改变现在的面貌，建设社会主义。现在的知识分子的情况，是又好又不好。好，是爱国主义，愿意工作、学习。但不完全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差很远，接近工农群众，更差得远，对马列主义不熟悉，对工农不接近，这是可以经过教育改变的。首先要求共产党员改变态度，改变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态度，面向500万知识分子，几亿人口。有官僚主义存在。说服与压服，二者必居其一，是要说服。不能压，只能放。以力服人不行，要以理服人。对付敌人，可以一刀一枪，简单明了，对待同志不能用粗暴的办法，甚至对待“草木篇”，是思想问题也不要用粗暴。抗美援朝，对美国是用粗暴的方法，对蒋介石，也是用粗暴的方法。我们对蒋介石打了那么多年，粗暴的方法就是打。可是我们在对500万知识分子，几亿农民，对多少万民族资本家，和民主人士，打的方法是不适宜的。有些同志，习惯那种方法，“你还调皮呀!”那是错误的办法，错误的方针。因此，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草木篇”、包括有杀父、杀夫、杀子之仇的，有些亲戚朋友血肉相连被镇压的，这些人要他们那么舒服，不容易。一有机会，“草木篇”一篇，所以要提出统一战线，团结教育。

　　（八）对各省、市委意见。希望各省市委也开这样的会，把思想问题都抓起来，现在没抓，不是忙的问题，是面对500万知识分子，他们是人民的教员，我们和他们的关系，有很多新问题，关系很不正常。内部矛盾突出，要研究，要把思想问题抓起来，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地方党委第一书记要出马，我就是第一书记，陆定一同志把我找了出来，讲了一通．我不是讲第二书记，我是讲第一书记，做了第一书记，你就有责任抓。希望也召集这样的会议，党内、党外的同志都参加，这次没有解决的问题带回去。这样的会议，证明有益处。过去开会，共产党员开广次，非共产党员、民主党派开一次，各开各的。这次会是第三种形式，党内党外一起开。希望地方召开这样的会。把思想问题摆在议事日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