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舒同同志给我出了题目，要我讲些什么事情。出了题目就要做。但是他出的题目很多，那怎么办？那么多题目，我只讲一个题目：思想问题。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讲：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比过去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同志们最好不要记录，记录就妨碍听，我倒不是要守什么秘密，我给你们交换意见，你们记了就忙了不记舒服些）。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有一些人讲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也的确有些合作社办得不好，共产党也的确不大懂科学。还有苏联过去是比较好，去年以来就比较坏了，不晓得是个什么道理？总而言之今年比较好，去年比较坏。今年又好起来一点，苏联还是那么一个苏联。有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美国比苏联好，美国的钢比苏联出得多。此外，人民闹事
也发生得不少。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不晓得山东情况如何，听说也有一些），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纪律有些松弛。工厂里头，学校里头的纪律，合作社出勤的纪律，不是一般不好，一般还算好，只有一些不好。报纸上，不晓得你们山东报纸怎么样，北京、天津、上海的刊物上、报纸上，小品文，讥笑、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就看得出像舒同同志所讲，对合作社有些人就看得是不好，没有优越性，一片黑暗；有些人员觉得很好，很好就不注意它的缺点了。这一些情况下，就是有一些共产党人也跟着别人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些跟着资产阶级走，就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些。另外一些共产党人就不服气，说这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个事？搞不搞这个“百花齐放”？别的地方是搞了一下子，“百家齐放”，刚刚只放了十几朵花，（笑声）还没有放齐，“百家争鸣”，大概有一二十家出来争一争，放的中间，争的中间就说一些事情不那么好了。有一些同志就看不顺眼。他们就想收起来，说放得多了，要收一下，就是不要放了，或者少放一些，“百家争鸣”也收一下，主张收的这么一种思想，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外面讲什么我们也讲什么，跟着人家走；一种人就想收，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是个内因。当然外国的事情也影响我们。二十次代表大会把斯大林批评了一下，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铁托的演说，卡达尔的演说，（山东的报纸登这篇文章没有？）引起一些思想上的混乱。还有，我们工作中有许多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工作中间，我们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样引起思想上有一些混乱。什么大混乱没有，我们中国，我说没有外国那么乱，当然就没有波兰、匈牙利那么乱了。比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他们那么乱，譬如越南就很乱了一阵子。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原因，就是有外国的。但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处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八次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些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全国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这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这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也是阶级斗争。这是向什么阶级作斗争？向资产阶级作斗争，向跟资产阶级有联结的那个个体经济。我们要消灭资产阶级同那个资本主义发生基础的那个个体经济，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这个大斗争的结束，那么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还是这个原因。人民内部的问题就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了，就暴露出许多思想问题了，思想上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我说过去有的，特别是我们新进城来，解放大城市那个时期，同志们都经过，一九四九年、五0年、五一年、五二年、五三年那几年，那几年还不乱？还是那几年乱些？还是现在乱些呢？实际上，是那几年乱些，你像资产阶级那个时候他们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心里不安。但是过去那些不同的意见分歧就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吓住了，被解放战争、剿匪、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那些东西所吓住了，许多人不敢开腔了。并非没有问题，那个时候问题还很多，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比如。民主人士这六、七年有很大进步，就是因为在这些斗争里头我们跟他们合作，应该承认他们是有进步的。去年上半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

　　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是基本结束，不是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一个尾巴也掉得很长的，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一家是无产阶级，我说不是“百家争鸣”，而是两家争鸣，这百家里头有两家，一家是资产阶级，这个争鸣是要争几十年的。

　　所以现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面来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那个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刚才讲的，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里面的，我们是把它当做内部矛盾来处理。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他当做内部矛盾来处理，不把他当做一个国民党特务那样的一个问题来处理。资本家呀你们这里苗海南呀，我们把苗海南跟蒋介石区别，跟特务区别，我们说他不是特务，也不是蒋介石，他就是苗海南。我们跟他合作，这一来，他说可以，他说愿意跟我们合作，咱们两个人就好办事，我们也愿意了，你们也愿意。前面刚才谈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样的方针，在我们党里头还有相当多的同志不甚了解。有一些同志就是不大赞成这样的方针，究竟在座的同志赞成不赞成我也不清楚。因为我刚刚来，平时我们又不在一道工作。我在别的地方看的时候，比如北京，许多高级的同志，部长，我说十个人里头可能有一个人赞成，一个人想通了，真正其他九个有些相当赞成，但是不那么十分赞成，各种程度不同。至于什么厅、局长，什么科长，这样几级的同志，开头是表示怀疑的多，什么“百花齐放”，放那么多花，（笑声）百家争鸣，那个是危险得很，咱们共产党就是一家，其他九十九家把我们包围，出来怎么得了，（笑声）要请解放军帮忙，杀开一条出路，杀出一条血路，才跑的出去哩。长期共存也是不赞成，那个民主党派大概有个什么七八年也就差不多了嘛，让他挖一个坑埋下去嘛，究竟谁监督谁，还要请他监督共产党呀！你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呀？这些同志，你说他没有道理？民主党派有什么权利监督共产党？究竟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呀？还是工人阶级、农民打来的，共产党领导他们，还是你们民主党派打来的？所以听他们的话是有不少道理的。但是还是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比较好。那有什么道理有什么理由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种方法，也是一条方针。它是一种使得文学艺术，使得科学能够繁荣起来的一种方法。不管你多少花，你就得开嘛，那么其中有好看的花，有不好看的花，有很丑的花有毒草都可以开。那么毒草开出来怎么得了呢？世界上是有毒草的，人怎么样呢？是不是碰了毒草就死了？这样就有比较，有比较好办，不是那么简单的，而是很复杂的。各种的花都可以开（各种的艺术）。人们就说，是否这样一来鬼就出来了，牛鬼蛇神就跑到戏台上来了。你们这些地方戏演得怎样？有没有牛鬼蛇神？别的地方就有，特别是上海，曾经不演许多的落后的东西，在戏台上打屁股，演包公的时候一定要在戏台上打屁股，现在我们不是讲废止肉刑吗？但是我们的包公仍然在台上要打屁股的。这些东西慢慢地会要淘汰的了。现在让他演一演可以不可以呢？让他演一下我看也可以。这些东西多了，人们就会说话，说话的多了，看戏的人就少了，它那个东西就不演了。过去我们生硬地禁止一下，以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他们演那些戏，就不如让他们互相竞争，“百花齐放”这样的办法比较好。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就是说：我们党就是因为功劳太大的原因，工人、农民的政党，我们党主要成分是工人同贫农的党，按他们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为在中国威望很大，这个威望太大，就发生一个危险，容易包办代替，以简单的行政命令，反正是人多嘛，社会上的威望也大嘛。所以我们特为请那么几位来监督我们，并且长期共存，我们有天，他们也有一天。我们就不必说，我们假使共产党有一百年，只准他们五十年，共产党还有五十年，只准他有二十四年。总而言之是要他们先死，先死几十年就是了，有没有那样的必要？它早死了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是不是呢？粮食就多了？（笑声）钢铁就多了？木材就多了？水泥就多了？礼堂就砌得更好了？并不见得。民主党派灭亡了，我们礼堂砌得更好了，不能证明这个道理。就是有一些民主党派跟我们唱对台戏比较好，就是说怪话，一年有那么几次找一些怪话来说，专门指出我们的缺点，这么一个道理。所以现在不是收起来，而是还要放，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把它压下去，而是不要压。思想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和压服的方法能够解决的。我们应该大家展开民主的讨论，平等的讨论，互相争辩，这样的方法就是用说服的方法，不是用压服的方法。两个方法采取那一种？一个是压服，一个是说服。这个压服的方法是对付敌人的方法。我们打过仗的都知道，从井岗山那时候就打起嘛，什么大别山、什么各地方，对付敌人只能用这个方法。对付美国人在北朝鲜，就是抗美援朝，用压服的方法。对付反革命、特务用什么方法？我们就是压服它嘛，以后再来说服，先把它捣出来。压服这个办法是对付敌人的，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就是动手，人民内部就不是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笑声）人民内部就是讲道理，就不讲打，武力解决就不是个办法。或者是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强迫禁止，实际上是把一个解放军摆在这边，名为不用武力，实际上是它在这边我们用强迫命令，如果没有解放军，这个行政命令也就不行的。谁听你这个行政命令？还是借他们的声势来搞行政命令，我们后面有个解放军，几百万，还有那个老百姓，我们有了基本群众，就是工人、农民。第一我们有基本群众，第二我们有武装力量，所以那些民主人士吃不开也就是这个道理，他们没有这两个东西，一没有基本群众，二没有武装力量。如果我们是采取了开放的方法，而不是把它收拢来，采取说服的方法，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兴盛起来。因为现在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采取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人民内部，不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人民，要把这两个东西分开。专政是什么呢？我们不是讲无产阶级专政吗？专政是对付敌人的，而民主就是对付人民的。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是种民主的关系。当然民主要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不是讲不要领导。现在有些地方纪律松弛，缺乏纪律，这就有些过分。要克服这个问题，要用说服的方法，同他们好好的讲，开会，一次开不清楚开两次、三次会。跟学生们、工人们、农民们能不能说服呢？我们是能说服的。只要我们有理，就是用说理的方法，讲理的方法。如果我们搞错了，把专政的范围扩大到人民内部，用压服的方法，凡是有矛盾，有问题的时候就用压服这么个办法，那么我们国家就要受到损失，就要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总有一天要回过头来，压服不了的时候。君子动口不动手，你要动手，总有一天这个手要收回来的。因为这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那是解决敌我斗争的办法。是不是可怕？人民内部的矛盾发展起来了，又不要压服，不要行政命令，这样一来，是不是很危险？由我看，没有什么危险。不同的意见只会因为辩论、民主的讨论而正确地解决，得出真理，艺术方面会更活泼，会发扬创造性，文学艺术，科学方面会发展起来。这种功效不是一年、两年看得出来的，或者几十年内，十几年到几十年内看得出他的效力来的。这里就要准备着真正的坏人坏意见，就是讲：艺术方面有毒草，有毒的草，很不好看的花开出来了，开出来怎么办？我们说那东西也有用处，因为让世人看一看有这样的草，有这样的花。一个人硬是每天只都是看见好的不看见坏的，真理是跟错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不让错误的意见说出来，我们就不知道他的意见。这个美是跟丑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好人是跟坏人作斗争发展起来的。一万年以后都有真理跟错误，都有美跟丑，都有好人跟坏人。有一些坏人，他是坏人，是不好，但是，又是好人的先生。有了坏人，人们就有了榜样了，就不学他们的坏了。有好人就学好人，单有好人没有坏人比较，人们分不清楚好坏。几岁的小孩子看戏的时候，他首先要问好人坏人，（笑声）所以不怕那个坏人，什么错误的道理那些东西，用不着怕。这样我们党跟政府的错误也比较容易克服。相反呢，倒不好的，倒是很可怕的，就是用压的办法。

　　我们党习惯了对敌斗争，我们党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我们会搞这一套，结果证明我们是会搞的，是我们胜利了，几十年嘛！所以人们也佩服我们这一条。觉得共产党有什么行呢？你们政治不错，军事也可以。我们有这两条人家佩服的。那么，是不是一开始就佩服呢？那就不见得。我们刚成立党的那个时候谁也不佩服我们，我们那个时候提出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军阀，人们只是听了一下，根本不理。后头又犯了错误，搞万里长征，稀稀拉拉剩下几个大人，我们那时候提出打倒帝国主义那一套，人们也是不大理。以后就搞出名堂来了，到一九四八年那个时候，社会上许多人就变了。共产党似乎兴起来了，共产党就了不起了。特别是到了一九四九年胜负分明了，那就佩服的更多了。但是，同志们，建设人家不佩服，共产党能够搞建设呀？人家还要看一看，看来是行的，这些人就会搞那么几手，有那么一股蛮劲。（笑声）谁佩服我们会搞建设啊！现在在建设问题上面慢慢立起了一些信任，看你这个样子搞了六、七年也还有一点本领。但是讲到科学那是另外一回事情，物理、化学、数学之类，他说你们不行，还是我们来。这个东西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你们在座的都是科学家，是不是？（笑声）我们党科学家不多，其原因就是科学家不多，大学教授不多，工程师不多，各种艺术家有一点也少，就是这些方面不行。大学校长是党外人士当的多，山东大学什么人当校长？（问下面，回答：晁哲甫），晁哲甫是党内党外的？（问下面，回答：是党内的）党内大学校长还是要听党外人士的话。你没有教授，（笑声）有些当了副校长，人家党外人士不佩服。我们的党员就是学生、助教多，讲师里面有一点也少，教授里头很少。那么究竟是学生领导先生，还是先生领导学生呢？是助教领导教授，还是教授领导助教呢？所以这个问题发生得很自然。我说这个道理是有，他们讲得对，共产党就是不行，就是在教授、科学家、工程师这方面我们人很少，甚至没有。还有许多文学艺术这一方面。什么原因？就是我们过去忙坏了，我们干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忙于搞阶级斗争，没有机会搞这个。过去你这个东西要有个地盘嘛，过去济南这些地方人家不许我们来嘛，什么山东大学、齐鲁大学他不许我们来嘛，来都不许来嘛。北京我是住过的，三十一年我是不能来的，就是不能进城，进了城他就要请我到班房里面去，（笑声）所以我们承认这些，但是可以不可以学会呢？阶级斗争我们学了二十四年，到了七大，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五年，二十四年才作总结，我们才基本上学会了这个东西。犯过许多错误，又加上七大以来的这么多年。那么，我们搞建设、搞科学、学当教授、医院里面当医生、开方，是不是可以学会呢？比阶级斗争哪样困难些呢？阶级斗争那个东西我看是比较困难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你一打它就跑了。（笑声）这个开刀好开，那个病人他不能跑的。（笑声）自然科学，五年大学毕业，再干五年就是十年，再干五年就是十五年，他不变成工程师呀，这些人他不能当大学教授呀？可以当的，有个十年到十五年可以学会的。现在设计、施工、安装我们已经学会相当大的一部分了，管工厂也相当学会一些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呢？就要转入到学这些，搞建设。所以整个社会与自然作斗争，所以六亿人口与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可以学会的。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批评是好的，没有批评，压制批评就不好。斯大林就是犯这个错误。斯大林做了许多好事，但是他做了一些坏事，他混合这两者，拿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人民，人民内部的矛盾，说不得政府的坏话，说不得共产党的坏话，一说坏话，风吹草动，就说你是特务，把你抓起来。所以现在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示威游行、请愿。但是我们要反对官僚主义，要克服官僚主义，那什么罢工、罢课这些东西就会少的，但是怎样也要有。那怎么办？有就用对付人民内部的方法来对付。那么还要不要解放军？那么就把他解散，是不是？那行不行？“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准备对付帝国主义，解放军是用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不是为了对付人民的。解放军就是人民的儿子，那么人民的儿子对付人民父亲啊？（笑声）你总不能讲吧，人民的儿子对付人民啦！人民打人民啦!那不行。解放军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是专政的武器。我们要跟国民党有区别，什么人比较怕批评，还是共产党怕批评还是国民党怕批评？我看就是国民党，他那个党最怕批评了，什么“百花齐放”这类东西，他们怕得很，只有我们敢提出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我们说要跟他们共存几年他都不干。那个时候他们开一个什么国民党参政会，我也是个参政员，共产党有几个参政员，我们是以什么资格呢？不是以共产党的代表，而叫做社会贤达，（笑声）好听就是了，又贤又达了。（笑声）他不承认我们是共产党的代表。你还说长期共存，短期共存他都不干。（笑声）所以这样的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只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比较大公无私的，因为它的目的是要使全人类解放，要使整个人类解放，它自己才能解放。共产党是应当最不怕批评的，我们是批不倒的，风吹不倒的。十二级台风我们都不怕，十二级台风可以把一个大礼堂吹走，可以把这么大的（手势约二尺直径）树吹走，但是要吹走共产党，人民政府，马克思主义，老干部，我看是吹不走的，吹不倒的，（笑声）十二级台风都吹不倒，何况是什么五、六级、六、七级。你们到过青岛没有？我没有去过，我想去一下，我到过北戴河，七级风在海里游泳很舒服，平时没有风浪很吃力，要一步一步地爬，起台风一个浪头就有一两个人高。十二级台风我没见过。批评不倒我们的，批评不倒共产党，工人阶级、农民是批评不倒的。因为真理在我们手里，我们手里掌握着真理，比较任何阶级我们的道理是更正确的。我们有工人、农民、基本群众，有工人、农民基本群众作基础，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怎么能批倒呢？马克思主义怎么能一批评就倒了呢？吹了一口小气就倒了，那就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大概是不要台风，这么招一下手就要倒的。（笑声）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那一套东西吹倒一点我看也好吗，那套东西是要吹倒嘛，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这些东西吹掉一些。

　　刚才舒同同志提到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讲优越性尽是优越性，缺点一点都没有。一讲没有优越性就一点好处也没有。这是两种片面性。我们党内存在着，党外也存在着。两种制度作斗争，那一个胜那一个败，就是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谁胜谁败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你们看，分了胜负没有呢？按照我们八次大会所说的，应该说基本上是分了胜负的。谁胜谁负，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胜利了。基本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就没有。作为社会制度，这两个制度的竞争，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但是还没有最后胜利，还没有巩固，还要看，人们还要看，资本家要看，农民还要看，资产阶级要看，小资产阶级农民要看，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还要看，我们共产党里头有一部分人也还要看。两种制度作斗争谁胜谁负，那个胜那个败，基本上可以说胜利了，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有两、三个五年计划。合作社至少要有五年才可以巩固，现在一般的合作社才只有一年多一点的历史。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这样两种思想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谁负谁胜那么就更要差一点的。所以现在相当乱呀，思想方面，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作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思想还是相当顽固的保守着。特别是关于世界观这一方面，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还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那么这个时期还要更长些。

　　现在我们全国有多少知识分子呢？大概有五百万这样一个数目，其中学校里头：大学、中学、小学就有二百万人。此外，党的系统，政府的系统，军队的系统里头的知识分子，经济系统，商业系统，工业系统里面的知识分子，文学方面的，艺术方面的知识分子，合起来有人说有五百万这样多。其中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只占少数。我们国家是文化落后的国家，但是五百万人也就不少了。因此，我们要好好利用知识分子的队伍。这批知识分子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过资产阶级学校，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过资产阶级学校，受过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至于本人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后来的事。我想在座许多同志们中间的知识分子，也是这么一种情形。你母亲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交付你一个任务：要当共产党，要信马克思主义。我也有这样的经验，我母亲生我的时候，他并没有讲这一句话的，（笑声）他就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有共产党。这是因为后头社会斗争逼上梁山，我那个梁山叫井岗山。你们各有各的梁山。这个梁山就在你们山东。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是少数，大概百分之十左右，五百万里头大概有五十万左右，也许多一点，这是讲真正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另外总有百分之几是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跟我们采取敌对的态度的，但他们不是特务。这一些人是民主人士，但是他心怀不满，根本反对我们，有没有呢？我看是有的，这也是少数。中间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中间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过寥寥，叫他下乡没有兴趣，到工厂里面看看，蹭一溜就回来了。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他们打成两片。我们说打成一片。他们说打成两片好，搞不成一片，就因为感情不融洽，知识分子跟劳动人民感情不融洽，隔那么一层。这些人世界观没有改，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这个思想的乱，就是这样。他们为什么思想乱呢？他们动摇着，墙上的草，风吹两边倒，不风吹就站在那里，一风吹就倒，匈牙利一股风，苏联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一股风，还有什么地方一股风。世界上总是要刮风的嘛。他们可以倒过去，也可以倒过来。又很骄傲，那个尾巴翘得相当高，他认为他是知识分子，相当了不起。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值钱的。所以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真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他们，这些还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的范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叫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可以，你叫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不愿意，但是基本范畴还是资产阶级范畴。这个时期大概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已经过了几年了），大概还要经过十几年，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要争取他们。要知道现在教书的是谁？就是他们。他们都是教员，他们办报纸，他们在学校里头教书：他是我们经济机关设计、办各种事情的人，他们是工程师，我们是一天也离不开他们。在座的同志们，你们里面也有知识分子，但是你们里面的知识分子比较少，你们如果说，知识分子我们可以离开他们，那就不行，我们离不开他们，没有人教书，大学、中学、小学里头有二百万人工作，教书，有各种报纸，有文学，有艺术。山东唱武生的，山东大鼓，那不算知识分子吧，但梅兰芳要算，梅兰芳是知识分子。你们有个山东梅兰芳（叫什么名字，你们山东人，不知道山东梅兰芳吗？）

　　我再来讲一讲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工人阶级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地争取了一批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马克思就是这样争取过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替工人阶级服务。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现在有一批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刚才不是讲过了，五百万中百分之十左右，就是五十万左右，这是知识分子里面的核心力量。

　　各种阶级，哪一个阶级有前途呢？只有工人阶级有前途。我们现在有多少工人阶级呢？革命以前，解放以前只有几百万人，这几年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人。现在在工厂里头工作的产业工人有一千二百万人，六亿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万人，就是五十分之一多一点，五十人里头只有一个工人，人数这样少，但只有他有前途。其它的阶级都是过渡阶级，就是走路，走路走到那里，走到他那个地方去。比如农民，农民将来要机械化变成农业工人，集体化，集体化将来进到社会主义，就要变成国有化，全民所有制。现在的农业合作社所有制，将来几十年之后，要改成跟工厂一样，就是农业工厂，这个工厂里头种包谷、种小米、种大米、种番薯、种花生、大豆，资产阶级这大家都知道的，资产阶级现在正在过渡，他们也要变成工人。几亿人口的农民，手工业工人现在已经变成集体农民，将来变成国有制的农民，农业工人，使用机器，现在除了少数人以外，这五百万人知识分子里头，其他的知识分子，虽然是动摇的，在世界观问题上，在思想问题上。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问题上面也赞成，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一般地说，除了少数人他们拥护，他们都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那么好吗。工人阶级已经把他们争取，经过中国共产党把知识分子争取到自己一边，跟我们合作了，但是这个合作，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一件事，世界观、灵魂世界又是一件事。要他们换掉世界观，改成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就要有一个时间。

　　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变，或者还没有大变，小变了一些，我刚才所讲的，他们和劳动人民有些格格不入，没有打成一片。文学艺术家不愿下厂下乡，下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了，他的注意力不在那里，他们对农民的兴趣不大，对工人的兴趣不大。他们愿意回到家里面和知识分子搞到一块，我叫这些人是半条心。有半条心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半条心是好的。因为有半条心啦，剩下那半条心可以慢慢来嘛，那半条心还是资产阶级的王国，资产阶级思想。我跟这些知识分子一讲，他们就会跳起来，“你说老子半条心啦!”我说我就这样讲，你跳到屋顶上去，我还是这样讲，（笑声）因为你还是这样动动摇摇的，你们是愿意为工人阶级服务，但你不是全心全意，是半心半意。有什么证明？就是你们跟工人、农民打成两片，不是打成一片。你们在工人、农民里面没有朋友，你们的朋友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跟知识分子交朋友，就不如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但是他们不干，你把他赶也赶不下去。赶下去没有几天就回来了。但是工人阶级要求知识分子全心全意为他自己服务，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要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面来一个改变，丢掉资产阶级世界观。我在报纸上讲：要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一个破一个立嘛，它那个东西不破，这个东西不能立的。于是乎就发生了一个任务要破，破嘛有点痛，那你资本家现在都提出来嘛。资本家里头有大批知识分子，我们要使用他们，工人阶级要求大量知识分子，全心全意为他自己服务，不是百分之百。应该是大多数，相信马克思主义，跟我们有共同利益，我们现在有共同利益。他们听到合作社办得不好就高兴，合作社倒霉他们就舒服，共产党出了乱子他们就开心，有这样一小部分人。但是，多数人他们还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吊在半天上，还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

　　我们党现在提出准备整风，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我们先要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中央准备今年开一次会，现在还没有决定，今天我也可以稍微讲一下：我们多少年没有做整风这个工作了，“三反”“五反”很激烈，那个东西没有在思想上面解决问题，准备进行一次整风，这样我们就估计可以争取共产党的作风整好了，可以争取广大的党外人士。谈到这个民主人士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合作还是不合作。这个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跟我们合作不合作的问题，而是我们跟他们合作不合作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合作是好讲，我们跟你们合作，民主人士，苗海南，但是就是使用不使用的问题。有些人讲，他们没有多少用处，甚至讲是废物，废物也可以利用嘛，废物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呢？我今天不能具体讲苗海南是废物，苗海南大概是一个很有用的人。就是有些用处不多的人，也可以利用，有些人起了一个名字叫废物，废物也可以利用。一开会不是应付了一下，无非是每年开那么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应付一下，过了关就没有事了，大概一年有那么一、二个礼拜吧。这种态度是消极态度，我说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这些民主人士大体上都是党外知识分子，这一些人是老知识分子，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

　　这批人现在大学生有多少是工人农民出身的呢？全国的统计有百分之二十，一百个大学生里面只有二十个是工人农民出身的，百分之八十都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中学生就不大清楚了，大概是四、六开，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有百分之六十，工人农民出身的有百分之四十，或者是一半一半。你们有这个统计没有？我在这方面没有统计，中学生升了高中恐怕还是他们的人多，还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多，什么年间大学生百分之百是工人农民出身，高中生百分之百是工人农民出身，至少要过三个五年计划以后，至少还要过十一、二年，这个情况才能起根本变化，也许时间还要长一些，再有两个五年计划还不够，也许还要三个五年计划。他那个种是要绝的，那是没有问题的，他是个绝根问题。这个资产阶级还有什么种呢？地主阶级还有什么种呢？他就没有种？。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绝种嘛，就是以后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了，没有地主封建制度了，以后一万年都是工人、农民的制度，就是都是工农子弟。

　　最有前途的是无产阶级，现在这个时候青黄不接，同志们要知道，我们一步也离不开他们，离开他们没有人教书，没有人当工程师，没有人研究科学，大学教授，中学、小学教员，大都是他们，文学家，艺术家，大都也是他们，离不开他们，离开他们我们一步也不能动。所以应该好好跟他们团结。几个五年计划才能起变化。那个时候他们也变了，资本家变成工人了，地主变成农民了，他们的子弟也变了，现在正在变。

　　整风是用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跟人民之间矛盾的一种方法。

　　整顿三风，整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此外，还有一些问题也附带在里头整，比如贪污的问题，政治机关里面有贪污，特别是基层，合作社、厂矿里头的贪污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精神减少，革命意志衰退这个问题。闹地位，闹名誉，争名夺利，这个东西多起来了。过去那个拼命的精神，过去阶级斗争的时候，跟敌人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那种拼命的精神现在有些同志身上消失了。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评级评低了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茶碗里头的水叫茶。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用手形容全场笑声）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命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一滴眼泪也不出，一接触到个人利益双泪就长流。（笑声）据说还有几天不吃饭的，据说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三天不吃饭，我们说三天不吃饭也没有什么关系，一个礼拜不吃饭有点危险就是了。（笑声）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衣服，比较享受，这样一些事情出来了。这也算人民内部的矛盾。双泪长流，为个人利益而绝食而流泪。有一个戏、叫《林冲夜奔》，上面说：“男儿有泪不轻洒，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请看：男儿有泪不轻洒，只因未碰到评级这个机会。同志们，这个风你也要整一下吧，我们大家回去劝他一下，男儿有泪不轻洒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伤心处呢？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洒几滴泪，至于你那个几级几级，就是评得不对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流，往里头流，（笑声）要吞下去。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实际上是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是革命同志嘛，要奋斗，一万年也要奋斗。有共产党要奋斗，没有共产党那时消灭了，那时总要有领导者，总有一批管理工作人员，他们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总之，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是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替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振作起来。今年准备，今年是准备阶段，出告示，说要整风了，各地可以试整。有些贪污分子，他今年就要赶快收手。本来要抓到一些东西的，现在我赶紧放到这里，那么我们就不算贪污犯了。明年正式整的时候，你今年把他吐出去了，今年不贪污了，或者贪污了的怎么吐出去。那么已经吃下去了、消化了，变成屎了怎么办呢？变成屎了看其情况分期吐出。那个农民，合作社里面不吐可是不行，有什么三十块，就是大问题，那么你就分三期吐，今年吐十块，明年吐十块，后年吐十块，今年吐好了的整好了的。明年就不算贪污犯了。所以今年出告示呀，官僚主义整好了，跟人民的关系，跟下级的关系，当个厅长也好不容易啊！厅长底下有好多人，平时不是不大管的，等到你一整风的时候，那些人就会说话的，你们在座总有厅长，局长，科长嘛。是不是扔一千炸弹就要整风了呀，我看不，我看不应这样做了，改一下就是嘛，我们的缺点，人民内部的缺点，不用人民主不搞大运动，那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我们是搞小民主如果一个小还要少再加一个小字就是小小民主。总而言之，是和风细雨，台风一定不刮，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微风吹个不停，（笑声）我们来吹他二年。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什么东西吹掉。主观主义吹掉。我们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讲完了，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