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问题

　　经济建设不是一点没有进退地、四平八稳的前进着，建设也是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有时马儿跑得快一点，有时马儿跑得慢一点，有时上马，有时下马，这种情况完全是可能的。因为，第一是我们没有经验，第二是我们的经济建设要以形势为转移。比如过去经济建设可能搞快了一些，那是因为当时存在战争形势，如果马上要打的话，重工业搞多一点，就有必要。经济建设的进行是波浪式的，有起伏的，一波逐一波，就是说，有平衡、破裂。而破裂之后又恢复平衡。当然，波浪式的起伏也不能太大，不要一下子又反保守。可是循着波浪式的规律发展前进则是必然的。如果承认了这点，那么今年冒进一点就不是了不得，明年搞少些也就没什么，总的来讲，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正确的。

　　165项是决定中国工农业发展的重点工程，这些不能不搞，但少许搞快了一点。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至今已经四年了，总的情况是好的，生产前进了，工人收入有所增加，人民生活改善了一些，虽然社会上紧张一些，但也还过得去，基本建设成绩也还是好的，建立了许多工厂，有很多过去不能自己生产的产品、现在已经能够自己搞了，像过去那样什么都要依靠外国的落后情况，已经开始有了改变。在工业方面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所以应该确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正确的。当然，错误也是有的，这主要是因为经验不足，而且今后也可能会有错误。因此，不能说我们总结这四年经济建设的经验，就能够完全掌握了经济建设的规律，一点错误都不犯了，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项目是165个，而限额以上的项目一共是八百个，其中大多数是自己搞的，只有一百五十多个是苏联帮助设计的，其它有些是东欧兄弟国家帮助的，主要还是自己设计的，谁说我们不行呢？虽然我们自己搞的数量不少，但大的工程是苏联帮助设计的，小的才是自己搞的；如果大的都能由自己来搞，就行了。看来，如果第一个五年计划有缺点错误的话，那么最大的缺点错误，就是没有经验。建设工厂只有骨没有肉，也就是说，把厂房、机器设备等搞起来，而对于附带的设备――下水道、马路、邮电、茶馆、酒楼、宿舍、剧院等等都没有相应地建设起来。实际上，真正要建设一个工业城市，不把这些包括进去是不成的。西北现在有很多困难，搞得很紧张，这是因为城市没有基础，工厂搞起来了，没有理发的、缝衣服的，马路没有，汽车不够，物资运不进去。因此搞工业，只是设计工厂本身，那是不够的，必须把工厂的许多附带的服务性的设备和福利设施一并计划进去，而过去我们没有列入计划。我们的八百个项目本身的投资经费是够用了的，可是一旦发展下去，所需要的经费势必会增多，而这些我们又没有计划进去，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漏洞。今年问题并不大，而问题大的却在今后，如这次不发现建设工厂中骨和肉的关系问题，只是搞厂房、机器设备，不搞附属设备，工厂是建立起来了，可是问题会有很多。尽管我们在建设上，我们犯有主观主义错误，然而错误不犯一点也是不行的，因为没有经验。犯了错误，也就可以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从而得到教训，主要是把错误改了就行了，不要泼冷水，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应当在这个前提下面，来批判工作中的缺点。对于群众要求而暂时办不到的事，一定要公开告诉群众，反复地向群众解释清楚。

　　以后搞预算，每年要搞两次，中央全会和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讨论，三榜定案。因为预算是个框框，经济建设速度的快慢，主要决定于预算。×××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讲得很好，他说：现在到底哪一年的计划是冒进不冒进，就看这年财政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今后要使建设速度能够保持经常稳妥，搞好预算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中央把它提到二中全会上来讨论，是有道理的，是要大家关心这个问题。讨论一次还不够，还要再开一次中央全会和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讨论，这样做的结果，就会使得我们的预算搞得比较准确，同时也可以使得我们的经济建设放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

　　省委、市委及中央各部的负责同志，一定要抓财政经济和计划，而现在没有抓的居多，要迅速改正这个缺点。各级党委在改革已经完成之后，要搞建设，而党委如果不抓财政经济和计划，建设如何能搞得好呢？党委是外行就没有办法领导，要想成为内行，就要深入进去，抓起来。中央现在已转向抓财政经济和计划工作。

　　粮食、猪肉这个问题很大。今年的粮食，虽然全国还是增产的。但灾区面积很大，由于对粮食销售没抓紧，半年来多销了很多，浪费也很大，大家要好好把粮食问题研究一下，看看怎样才能保证供应，又要不发生问题，不要浪费，不要多销。猪肉和付食品供应都很紧张。这些都不是很简单的问题，特别是谈到农产品价格问题，邓子恢同志在福建发了一个电报，他主要是讲农产品收购价格低了，尤其是粮价，所以农民不愿生产粮食，他主张提高粮价，同时，中央主张对生猪的收购价格也提高一些。现在解决粮食问题，一方面是节约，抓紧不要多销，另一方面，还要使农民愿意多生产粮食，这对于解决副食品供应，特别是猪肉，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农民不愿生产粮食，没有饲料，猪也就养不起来，如果粮食多了，再把生猪价格提高一点，发展生猪也就比较可靠一点。总之，农产品价格要定得恰当。有些同志希望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价赶快搞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剪刀差的情况，是以国民收入为一百，剪刀差价占百分之三十，而农民直接的税收负担，全国平均不过百分之十左右，如果现在要求完全消灭剪刀差价做到等价交换，国家积累就会受影响。但是剪刀差价太大，使得农民无利可图，那也是错误的。总之，在不影响国家积累的情况下，逐步地缩小工农业品的剪刀差价，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是完全必要的。

　　不管怎样，我们的经济建设，必须要提倡“勤俭建国，艰苦奋斗”。我们用一角钱，不能只做八分钱的事，而要做一角一分、一角二分钱的事。在困难的时候，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就想着要国家拿钱来解决困难。当然，这也是必要的；但是，应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困难的时候，不依靠钱，靠我们的模范作用和艰苦奋斗，也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据说兰州建设工厂，办公大楼首先就建立起来，可是没有工人宿舍，现在工人只得睡在棚子里。

　　搞经济建设，还要靠报纸，要使报纸在经济建设中，在整个工作中起很好的作用。要抓好报纸，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群众讲清楚，提高群众觉悟，大家眼前都苦一些来搞建设，建设好了以后生活就可以好一些。如果只是提高生活，而不把群众觉悟提高，问题还会发生。如：匈牙利的人民生活提高不多，但也不是很坏的。可是，由于没有教育，没有提高群众觉悟水平，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很大，以致出的乱子很大。

　　此外，今后应该多强调与人民同甘共苦，首先是宣传领导机关干部要起模范作用，然后才能要求群众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是个艰巨的任务，只有艰苦奋斗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所以，必须要强调生产，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才有可能逐步提高，强调领导机关干部的艰苦奋斗，发扬过去艰苦朴素的作风。同时号召人民与我们同甘共苦。

　　二、国际形势问题

　　目前的国际形势，发生问题的地方是中东和东欧，看来都不是好消息，但也可以说是好消息。因为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就表明有问题，有矛盾存在，既然有问题就要暴露出来，而事件爆发，使得问题明朗化，清楚了，这样就可以找出原因，采取措施，改进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把问题能够解决好，使波兰、匈牙利能够搞得更巩固些。如果从这方面看，又是好消息。所以有问题，终究都要爆发，迟爆发不如早爆发，早爆发的问题可能小一点，容易解决些。“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之后，有好的一面就是可以接受经验教训，如果确实在失败中取得了教训，也就有所收获，这就是好的。如波兰、匈牙利事件，教育了波兰、匈牙利的革命人民，也教育了苏联，同时也教育了我们。问题是会不断有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问题也还是不断发生的。“革命”这两个字，在字典上大概不会取消的，什么叫革命呢？就是说，有矛盾就会有斗争，解决矛盾的办法就叫革命。现在的革命，就是指消灭阶级；将来的革命，内容和性质可能会有些不同，但是，有矛盾就有斗争，要解决矛盾就要斗争，这在将来同现在和过去的意义上，还是一致的。将来阶级消灭之后，矛盾的性质可能同过去有所不同，但是矛盾依然存在。如今天的中国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当前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一般来讲，本来它不是对抗性的，可是如果解决得不好，就可能变成对抗性的矛盾。

　　三、中苏关系问题

　　目前，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的领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如果动摇了苏联的领导地位，会使得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陷入更混乱的状态，我们拥护苏联不是因为别的，主要大家都是共产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既然我们彼此有着共同的目的。苏联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为什么不拥护他呢？当然，拥护苏联也并不是对所有的东西都加以盲目的拥护。事实上，我们一向都不是盲目拥护的，有些东西不适合中国情况，我们是不采用的，我们中国革命和工作的方针、政策、路线，都是我们党依照中国的特点、情况，独立确定和制订的。应该说，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居于领导地位，也是恰当的，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也是有基础的。苏联还是有不少先进经验。虽然苏联过去也有些缺点，有些做法不够妥善，但是，这些都是可以改正的，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而我们有些同志过去就是片面地把苏联看成十全十美，现在调过另一方面又看成什么都不好了，这是片面性的表现。

　　马列主义者看问题不能片面，事物有真美善与假丑恶之分，而又是相互对立的。对苏联的看法，过去看不能什么都好，今天也不能认为什么都不好。实际上，近来苏联在许多工作中和国际关系方面，都作了不少努力，也有了很大的改进，而且是向好的方向走。这说明苏联基本上是好的，过去是好的，现在是好的，将来会是更好的，当然，缺点也是有的，有些问题处理方法不够恰当，在理论方面也有些错误。

　　我们党一开始就学习苏联。群众路线、政治工作、无产阶级专政等，都是由十月革命学来的。列宁在当时是注重发动群众、组织工农兵苏维埃等等，不是靠行政命令。列宁派党代表进行政治工作。问题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斯大林的后期，虽然还是在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是他把列宁的一些东西抛弃了，脱离了列宁主义的轨道，脱离了群众等等。因此，学习斯大林领导后期的东西，教条主义地往中国搬用，我们是吃了一些亏的。现在苏联还有一些先进经验，也是可以学习的，然而，有些东西是不能跟苏联一样的，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经济建设的十大关系，都是中国的做法，今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要应该从中国的情况、处境和所处的时代等特点出发，所以学习苏联的口号，还是要提，只是不能盲目、教条地生硬搬用。同样，我们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某些好的东西，也可以学习。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而我们主要是学习人家的长处。

　　斯大林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具体表现在否定矛盾，至今还没有彻底消除斯大林这种观点的影响。斯大林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但是，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他把个人摆得高于一切，否认集团，否认群众，个人崇拜，更确切地说，是个人独裁，这就是反唯物主义；斯大林也讲辩证法，实际上是行而上学，如联共党史中讲辩证法，把矛盾放在最后。应该说辩证法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矛盾对立的统一。由于他是形而上学，才产生片面的观点，否认事物的内在联系，孤立静止地看问题。讲辩证法则是对立的统一的看待问题，所以是全面的。生同死、战争与和平，是对立的矛盾的，实际上它们之间又有内在的联系，所以，有时这种对立又能统一。我们认识问题不能只看到一面，应该全面分析，透视它的本质。这样，对认识一个人来说，就不能一下子什么都好，一下子又坏得不得了，连一点好处都没有。为什么我们党是正确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和解决一切问题，都是从客观情况出发，这样就比较全面而不绝对化。其次，群众路线，被斯大林看成尾巴主义，没有认识群众路线的好处，许多问题都用行政办法来解决，而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承认群众是创造一切的、历史的主人，没有什么个人英雄，只有群众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实际上，列宁逝世后，在苏联却把群众路线忘却了。在反斯大林的同时，也并没有很好的认识和强调群众路线的意义，当然，最近已经开始注意了，但认识的还不深刻。再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为列宁所强调的。当时列宁第三国际同第二国际的分歧，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机会主义者则不肯承认。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教训之一，除了工作中有缺点等之外，就是他们在革命胜利之后，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反革命分手，也就是说，没有认真地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以致使反革命分子乘隙捣乱。还有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我们一向主张应该是平等相待，国有大小，各有所长，各兄弟国家有着共同目标，所以一定要团结，平等相待，不能有任何优越感。我们的党自从遵义会议以后，是独立地执行政策，独立地决定方针，保持独立的地位，按照中国情况办事。建国以后，我们提出“一边倒”，是意味着在政治上必须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团结起来，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边，不能一脚跨在社会主义方面，一脚又跨在西方资本主义方面。所以“一边倒”就表明我们在政治上同资产阶级国家断然分开，打消一切对西方国家的幻想，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妥协，而是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中苏关系必须搞好，对于苏联为首的领导地位，不能发生动摇，否则，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是很不利的。应该肯定，苏联总的方面是好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必须以苏联为首，对于这一点必须向党内外加强教育，很好地讲清楚。

　　四、大民主与小民主问题

　　近年来，党内和党外都有人要求实行大民主。其实，要求在人民内部实行大民主的提法是错误的。究竟什么叫大民主呢？大民主是来用对付敌人的，从我们的历史上看，陈胜、吴广揭杆起兵以抗秦，王莽废子婴而篡汉，东汉灵帝时黄巾起义，汉晋之际曹操、刘备、孙权分争天下，清朝的洪秀全、杨秀清等搞金田起义……等等，是大民主的作法；我们搞革命推翻蒋介石的做法，也是大民主的作法，这次举行反对英法侵略埃及的示威游行，也是大民主。应该说我们是赞成搞大民主的，但是必须确定：大民主是用作对付敌人，反对统治阶级的，在人民内部是不能用大民主的。同样，帝国主义、阶级敌人对付我们也是用大民主的手段，这次匈牙利事件就表明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分手是用大民主来对付共产党和人民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其实，我们对付敌人一向是采取大民主，只是在今天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对付资产阶级不是采取大民主，也不希望采取大民主，而是用整风的办法，微风细雨般地进行思想教育的办法。但是，在阶级矛盾没有解决之前，我们对于敌对阶级向来是采取大民主的。

　　当然，大民主也可以适用于对付官僚主义分子，因为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作中造成很大的损失、恶果，到了群众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大民主来反对官僚主义分子？成都有些学生罢课，因为问题没有解决，就要到北京请愿，两路进军，一部列车到了宝鸡，一部列车到了郑州，第二机械工业部知道这个消息后，就派人前去把这些学生劝阻回去了。应该让他们到北京来，你们事情做错了，又不肯承认错误，人家到北京请愿，还拦人家。你们没办法说服他们，我们向他们承认错误。不叫他们来，是不是怕影响不好？或者是怕增加我们的麻烦。其实，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来与不来，影响就是那样，来也不会增加，不来也不会改变，真的来了，就是再忙也要接见他们，并且向他们承认错误。

　　群众有道理的请愿是完全应该允许的，将来可以考虑在宪法中加上一条：允许工人罢工。这样对于改正工厂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是有好处的，因为工人一罢工，就使厂长领导紧张，就不敢光坐在厂长办公室里指挥了，而要到工人群众中去实地看一看，如果我们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义作风，结果就可能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脱离人民，甚至最终为人民所打倒。

　　大民主，我们是赞成的，如果现在用它来解决问题，恐怕民主人士、大学教授、资本家和党内的一些人（如官僚主义分子）却不赞成，因为一实行大民主，群众就会起来清算和“整”他们，经过历次政治运动，这些人已经整得够呛，再来个大民主，又得挨整，可以想象他们是不会欢迎的。其实，虽然大民主是对付敌人的，也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分子，但是，我们也不必害怕它，问题在于只要能够把工作做好，认真克服缺点，改正错误，群众只会拥护，也就不会搞什么大民主来反对了。

　　五、少数民族问题

　　对于少数民族，我们一定要团结好，不能把这个问题看得太简单，过去几年来，对于少数民族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仍然不少。同时，民族问题将会在很长时期里存在着。看来，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它的问题就可能少一些。这次波兰与苏联，匈牙利与苏联相互关系上的一些问题，也都包括有些民族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在中国，西藏地区的民族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因此中央几次都提出要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不要以为团结少数民族是很容易的事。一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切实把少数民族团结好。

　　我们对于民族工作，过去存在一些缺点，对改正要有信心，不要怕人家反对，因为有缺点，人家才反，缺点没有了，也就不会再反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党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党的干部是土生土长的，这些干部有北伐时代的，有土地革命时期的，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也有建设时期的。而且都是在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不仅如此，我们党的领导也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军队是忠实可靠的，因此应该有信心，不要害怕造反，要做到“任从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要悲观，不要怕大民主，但是必须很好地改正我们的错误，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否则，将是危险的。

　　六、整风和整编问题

　　我们要进行一次大的整风运动，主要是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贪污浪费以及下边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明年一月，中央对这个问题要发个指示，确定整风的方法和内容，动员全党作好准备，7月以后再开始进行。在7月以前，主要是作准备，作个人检查，如果在整风之前已经改正了错误，那就不要再整了；对于还没有改正的，属于一般的问题，还是采取教育的方法；只有对于那些错误比较严重而没有改正的人才做重点的批评。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正错误，不整就改了，不是更好吗？中央的意思就是在这次整风中，一定要搞彻底，不是刮一阵风，不是搞突击式的运动，不要来个突然袭击，不要损伤元气，也就是说，不是采取暴风骤雨的大民主的做法，而是用微风细雨的小民主的做法，事先充分做好思想准备，以达到提高干部思想觉悟水平、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目的。

　　过去整风，有些大民主的做法，特别是时间有限，搞得简单粗糙一些，以致伤害了一些好人，这次有充分的时间，一定要做到治病救人，不仅对我们自己的干部如此，就是对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也应当如此，都是用小民主的办法，耐心进行说服教育，提高认识，改正错误，改进工作。应该做到：既有保护，也有斗争，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和平时期，是赞成减少一些军队的，要很好地进行整编。同时，地方也要大大紧缩编制。大家都要做思想准备。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一讲工作，开口就先要编制、要人，并且认为编制越大，人越多，工作才有办法，好像不这样就不能进行工作。实际上，并不如此，往往编制愈大，人愈多，就会增加我们的官僚主义，现在有些同志做工作，很少考虑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挖掘各方面的潜在力量，相反地是：动不动就是得多少编制，多少人。所以这次中央下决心，要彻底改变这种情况，军队要大大精简，地方的编制也要大大压缩。

　　同时，还要反对领导干部的特殊化。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也减少一些薪金，并且取消特殊待遇，和群众打成一片，艰苦奋斗，不能脱离人民。看来，值得考虑的特殊待遇，一是物质供应，一是警卫太多，必须很好注意，加以改变，以身作则，才能号召人民艰苦奋斗，同甘共苦。

　　党内上涨的享受风气，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必须加强思想教育，来批判和克服这种不好的风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