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
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
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
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

有些人说，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几年以来，似乎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即在冬季是提倡发展的，一到春季就有人反冒进。
这个说法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看见已经反过几次所谓冒进了。
例如，一九五二年冬季有一个发展，一九五三年春季就来了一个反冒进；一九五四年冬季有了一个发展，一九五五年春季又来了一个反冒进。
所谓反冒进，不但是停止发展，而且是成批地强迫解散（一名“ 砍掉”）已经建成的合作社，引起了干部和农民群众的不满意。
有些农民气得不吃饭，或者躺在床上不起来，或者十几天不出工。
他们说：“ 叫办也是你们，叫散也是你们。”
叫散，富裕中农高

兴，贫农发愁。

湖北的贫农听了停或散的消息，感到“ 冷了半截”，“ 等于朝了一次木兰山”有些中农则说，（湖北黄陂县有一个木兰山，山上有一个农民高兴去朝拜的木兰庙）。
为什么有些同志会发生这种在常人看来完全不应该有的动摇呢？
因为他们受了一些中农的影响。
有一些中农，特别是有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在合作化的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件事是有抵触情绪的。
这里关系到党在合作化运动中对于中农的政策和工作方法。

许多经济地位较低政治觉悟较高的中农，主要地是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只要我们实行对于贫农和中农这两个阶层互相有利，而不是只利于贫农不利于中农的政策，加上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好的，他们就愿意加入合作社。
但是有一些中农，即使实行这种政策，他们也还是想暂时站在社外，“ 自由一两年也好”。
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合作化是要变更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和整个的经营方法，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他们当然要审慎考虑，在一个时期内不容易下决心。
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去从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上解决问题，听了富裕中农一叫，工作中又有一些偏差，就惊慌失措起来，大反其“ 冒进”，动不动就要“ 砍掉”合作社，好像如果不赶快割去这个毒瘤，人就会要死了似的。
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有的，但是整个的运动是健康的。
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欢迎合作社。
一部分中农需要看一看，我们就应当让他们看一看。
富裕中农，除了那些自愿的以外，更应当让他

们看的时间长一些。

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缺点，是在很多的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他们没有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没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们缺乏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
这样，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下面运动很广，上面注意不足，当然要闹出一些乱子来。
我们看了这些乱子，不是去加强领导和加强计划性，而是消极地企图停止运动的前进，或者赶快“ 砍掉” 一些合作社。
这样做，当然是不对的，必然要闹出更多的乱子来。
我们现在编了一本书，叫做《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本书里所收的，都是各省、市、区的实际例子，共有一百二十几篇。

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一九五五年一月至八月的，一小部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
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从各省、市、区的党内刊物上取来的，有几篇是从报纸上取来，有几篇是下级党委或者工作同志向上级党委的报告，有一篇是请了一个合作社社长到北京谈话的记录。
对于这些材料，我们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内容都照原样。
在一部分材料上，我们写了一点按语。
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 本书编者”的名义。

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材料的作者所表示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是基本上正确的。
读者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全国合作化运动的规模、方向和发展的前景。
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运动是健康的。
出乱子的地方都是党委没有好好

去指导。

一待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跑上去做了适当的指导，那里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
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 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
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
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

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
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
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

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根据手稿刊印。
已编入《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注释[1]　 这是第一次编辑时的书名。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二次编辑后人民出版社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出版，书名改为《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对中央农村工作部检讨报告的批语（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一刘、周、陈、朱、彭真、小平、伯达、鲁言[1]即阅，退邓子· · ·恢[2]同志。

毛泽东九月廿六日请各同志即阅，子恢催要此件[3]。
二有一些意见[4]，批在第三条、第五条和第六条上面。

毛泽东九月廿六日根据手稿刊印。
三〔〕这就说对了。
四为什么老是喜欢去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
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地去挫折它。

[6]五这样讲不真实。
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
直到八月一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地转变过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
所以不是什么“ 对中央意见不够尊重”，而是根本不尊重。
不是“ 不善于抓住任何一种微小的分歧意见”的问题，而是中央同志对你们的严重的批评，书记处和政治局对你们的提议的否决，都不愿意接受，何况你们部内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对你们有什么办法呢？

你们会理睬这些小人物吗？
这是同全国农村中大量的普遍的积极因素不能影响你们，你们只愿意接受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影响这一点直接地联系着的。
这一点，在第三条内你们已承认了。
这是应当好好地想一想的：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

影响了你们，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你们却熟视无睹，敢于抹杀，敢于“ 与此相反，不是去爱护而是去挫折它”，〔〕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1]　 刘，指刘少奇。
周，指周恩来。
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朱，指朱德。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鲁言，即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国务院副总理。
[3]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日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向中央并毛泽东的检讨报告。

这个报告中检讨的“ 错误”，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八一年三月九日《 转发国家农委党组〈 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 的通知》 中，已予以平反。
参见本册第页注[1]。
[4] 　 见本篇（三）（四）（五）。
〔〕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检讨报告的第三条讲到“ 此次错误是领导落后于群众的右倾表现，首先是对于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不足”，“ 当时左右我们思想的正是占人口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富裕中农的动摇抵触情绪”。

毛泽东在后一句旁划了竖线，并写了这个批语。
〔〕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检讨报告的第五条讲到“ 与上述错

误相联系的就是对群众运动的成就鼓舞不够，保护不够，对今天的合作社没有像过去战争时期对待游击队一样的态度去爱护它”，“ 任何革命运动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必须爱护群众任何细小的革命积极性，而我们过去正与此相反，不是去爱惜他而是去挫折他”。

毛泽东在这些文字旁划了竖线，并写了这个批语。
〔７“ 在组织上〕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检讨报告的第六条中说：也是有错误的。
重大问题重大会议事先未经周密研究制出文件先请中央批准，对浙江省委农村部擅自发出坚决收缩的电报，对中央意见不够尊重，对主席初步发觉我们偏差时所提的警告未虚心体会等等，这是非常不应该的，而且是带有很大危险性质的分散主义错误。
其次部内集体领导制度也不够健全，虽然会议结论及重要文件都经过大家磋商讨论，一般问题当时并未有原则分歧，但在收缩问题上部内有些同志是有不同意见的。
如果能经常注意从正面反面考虑问题，善于抓住任何一种微小的分歧意见组织讨论，发扬集体智慧，就可以发现原则是非，就有可能避免犯错误，把事情办得好一些。”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这一段文字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