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格列则尔曼[1]教授关于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哲学教学经验给杨献珍[2]信的批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很感兴趣地看了这封信[3]。
毛泽东九月八日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1] 　 格列则尔曼，当时任苏共中央直属社会科学院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主任、 教授。
〔〕 　 杨献珍，原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身）副院长，一九五五年四月起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
[3] 　 指格列则尔曼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给杨献珍的信。
信中说：我们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会议上讨论了你们寄来的材料：《 马克思列宁学院关于第二部第二、 三、 四、 五班的哲学教学总结》、《 马克思列宁学院第二部哲学教学的经验》。
我们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你们的经验。
首先，我们认为最可宝贵的，是你们

反对学习当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和经验主义倾向的尖锐性。
教条主义倾向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局限于死记和背诵概念与术语，而轻视与实践活动的联系；经验主义倾向则轻视学习理论的意义。
理论与实践联系是你们的经验的最宝贵的方面。
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同时这种方法能够以学员最容易了解的形式阐明理论原理。
参加讨论的教研室的同志还着重指出你们对学员进行深刻的具体研究的重大价值。
在指明世界观同实际工作、党的工作作风之间的有机联系，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方面，也很有价值。
我们认为，把学习理论和实现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有机联系起来，也是一项重要的宝贵的经验。
在讨论你们寄来的材料的时候，同志们也谈到苏联讲授哲学的经验。
苏联研究和讲授哲学的历史向我们表明，第一，必须反对理论与实践脱离，这是当时苏联一部分孟什维克派唯心主义所固有的特点。
第二，必须反对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简单化解释。
在三十年代初期，我们党刊上曾展开过批评，批判了用一种给实际工作部门— — 例如渔业、钢铁工业— — 贴上辩证法范畴的标签的办法把辩证法直接附着到任何一个技术部门的企图。
我们所讲的这种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简单化认识的危险性，在现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讲授过程中，仍然存在着。
同志们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并不从来都是人们的世界观的缺陷造成的结果。
当然，政治斗争中的错误策略，是具有它的理论根源的。
但是，如果我们想从一切实际性质的错误当中引申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个人主义等等的结论来，那末，我们就有走上某种程度的简单化道路的危险。
有一些同志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可能，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从中国哲学史中引用一些材料，这样做是有好处的。
你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跟对于你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的估价和分析结合起来，跟中国历史、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我们认为，正是这条道路才能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共产党的政策的有机联系开辟最宽广的可能性。
这封信后来发表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 人民日报》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