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十个年头之内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五月现在的七次大会，这十个年头之内的中央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中央主要的成份，是四中全会选举的、五中全会选举的，不是六次大会选的•，六次大会选的现在只剩下四个。二十五个人里头，绝大多数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就是翻筋斗的两次会选的。我们和这样一个中央里面的这些同志一道共事，恰恰在这十年中，筋斗翻的少了一点，乱子闹的少了一点，我们的工作还算有进步。这一条经验是不是很重要的经验？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大家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