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谢伟思[1]的谈话

(1945年3月13日)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相互同情、彼此了解和利害相关的紧密联系。双方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主张民主、尊重任何人的; 本质上是热爱和平、不搞侵略和不当帝国主义的。

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的生活水平这么低, 不能采用进一步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来筹措所需要的资金。

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中国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 它不希望在高级的特制产品上与美国竞争。而美国为了它的重工业和这一类产品, 需要出口市场, 它同时还需要为投资寻找出路。

中国必须建立轻工业以满足本国市场的需要, 并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最终可以向远东其他国家提供这类产品。中国所拥有的原料和农产品, 可以作为外贸和外国投资的补偿。

[1] 谢伟思 (1909-1999), 出生在中国四川成都。1938年到 1941年在上海美国总领事馆工作。其后, 到重庆美国驻华使馆任二等秘书。1944年7月, 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务官员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政治顾问, 参加美国军事观察组去延安, 至1945年4月, 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作过多次正式与非正式谈话, 在半年中, 向美国国务院发回电讯、报告30余篇,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时对国内外重大问题的主张。

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

由于上述原因，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冲突、隔阂或误解。

但是中国人民实际上是农村人口，是农民。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当中，农民至少有三亿六千万。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商人和资本家只占上面薄薄的一层。农民就是中国。

像中国这么幅员辽阔而又落后的国家，不可能迅速得到改造，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必然是农业占优势。

因此，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将来的基本问题。中国除非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基础，否则是不能成功地实现工业化的，因为农民必须要为这种工业化的产 品提供真正的市场。

我们以日本为例，由于它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去谋求工业化的，所以不得不追随帝国主义和向外侵略。它没有从解决本国的土地问题入手。

华莱士[1]和其他一些美国政治家、作家（例如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中国农民》这篇文章的布鲁克斯·阿特金）对中国的这一基本事实表示出一种清楚的认识。

中国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从封建的租佃关系中解放出来，不再依赖地主资本家贷款和收购他们的产品。这就要进行土地改革，还要实行民主。农民必须独立自主，有权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从总体上看，农民和全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现社会主义，在未

[1] 华莱士（1888—1965），美国政治家。在罗斯福政府中1933年至1940年任农业部部长，1941年至1945年任副总统，1945年3月起任商务部长。1944年曾访问延安。

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不会准备实现社会主义，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民主管理私人企业的阶段。谈论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试图付之实行，就会自取灭亡。

国民党与中国人口中的广大农民群众没有任何联系，它是一个由军人和地主集团组成的政党，这些集团通过一种保守而又毫无创见的官僚主义实行统治。国民党对于根本改善农民的状况，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和清除至今依然存在的封建残余这样一些事情，过去无所作为，将来也不会有所作为。它之所以不能做，是因为这样做了就会侵犯国民党主要支持者的权力基础。

国民党由于惧怕真正的民主，不得不法西斯化。这样，它就成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封建法西斯的混合体。这就是国民党不能从中自拔的背景和特征。

国民党不愿解决土地问题，借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来作为工业化的基础，它就转而采取硬性规定的、国家支配和控制工业发展的原则。因此，它在国内的政权方面，或在国外同俄国和其他邻国的合作和友好关系方面，都不能建立起一个牢固的基础，它就倾其全力发展“国防工业”，并迷恋于权力政治的危险游戏。

可以预料，在这些政策当中埋伏着未来的国内和国外的冲突。如果它坚持这种政策，那么这种预料一定会成为现实。在这些政策指导下，国民党不能解决中国国内的基本问题，不能引导国家走向完全民主化，不能成为远东的一种稳定力量。而这些政策如果没有国民党内部的一场革命，没有一个全新的领导集团，是不可能改变的。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则是一个代表中国农民利益的政党。它制定的纲领是要使农民问题得到民主的解决，减租减息，实行累进

和谢伟思的谈话

税，扶助生产，促进合作化，从根本上实行民主政治。在这一基础上，随着各阶层人民在团结的而不是互相冲突的基础上建立必要的自由资本主义企业，中国共产党就将成为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健全的工业化的促进力量。这些就是实现和平和稳定的唯一可行的保证。

正如在中国的前途上不能忽视农民一样，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想要忽视它，但是它的枪炮不能给它带来胜利。总之，绝大多数战士像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农民。因为我们是为了人民，而且来自人民，所以我们是代表中国人民说话的。人民从我们的经历中认识了这一点。

可以预料，蒋介石会不择手段地破坏和解，因为在和解中他和支持他的集团必将被迫削弱权力，放弃他们的独裁统治。但是他现在所选择的道路正直接导致内战和国民党的最后自取灭亡。

蒋介石拒不承认任何真正的联合政府，他还宣布打算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这都表现出他日益增长的绝望情绪。这种大会完全是国民党的一种工具。无论邀请哪一位非国民党的代表参加会议，都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在一九三六年由国民党组织挑选出来的。当时（一九三六年）在国共之间处于公开内战的时期，那是一次最虚伪的普选的骗局，那些代表不能代表在过去七年中同日本人进行战斗并在解放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的人民，他们甚至不能代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

由这伙傀儡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并使他的政府成为合法的中国民主政府，那将成为一出丑剧。不能设想和期待这样一个政府会有任何作为。但直接的危险还在于这个国民大会将被蒋介石利用为要求中共承认其权威并交出自己的武装的一种手段。毋须赘言，在没有把敌人从中国的国土上赶出之前，中国共产党和敌战区人民是决

不会接受这些无理要求的。于是他们就会被蒋介石宣布为反叛，公开内战的帷幕就要拉开了。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中国最重要的朋友美国必须认识清楚蒋介石最近这个策略所具有的内在危险（决定在国民党一党基础上马上成立“立宪政府”），这就是我们目前对蒋介石开展强大宣传运动的原因。这场斗争关系重大，我们不得不克尽全力大声疾呼。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管在国民党内还是在国民党外，为数众多而且日益增加。他们之中包括民主党派和国民党的派系集团、小党派、大多数知识分子以及许多近代资本家。

但是他们不可能推翻国民党组织或改变国民党现在的反动领导，他们也无力控制蒋介石集团策划的新的“立宪政体”。如果美国不施加影响，要赢得真正的统一和民主还得经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

联合政府是和平过渡到立宪政体的唯一希望，它将在民主的基础上容纳和代表全国各派力量。建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刻不容缓，因为这是目前统一全国各派力量，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的唯一途径。

为什么在国家尚未从日本人那里收复失地，解放区人民尚无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之前，蒋介石现在就要决定推行“宪政”了呢？因为他知道人民是不会同意的。在欧洲，对于被占领各国已有规定，只有等全国解放，人民能决定选择自己的政治领袖之后，才能确定政府的形式。这项政策是公平合理的，我们向同盟国的领导人推荐采用它。为什么中国是个例外呢？上海比雅典大，中国的敌占区相当于比希腊大得多的一个国家！

美国没有觉察到它对中国的影响及左右中国事态发展的能力。蒋介石依赖美国援助。如果没有美国支持，他可能早就垮台了，或者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得到民众的支持，不得不改变他的政策。美国

不干涉中国内政？没有那么回事！你们在这儿，作为中国最大的盟国，你们的参与这一事实就事关重大。

美国的用意曾经是良好的。当赫尔利大使来到延安并签署了五项基本协议的时候，我们是表示赞赏的。要不是他了解罗斯福总统具有同样想法，他是不会签字的。

我们不理解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在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之后，现在似乎摇摆起来。毫无疑问，蒋介石的动机和伎俩是十分明显的。他提出“战时内阁”和“党派会议”的建议不解决任何根本分歧，因为它们是毫无权力的，它们在各方面都不及联合政府。蒋介石提议“改编共产党军队”并“将它们置于美国指挥之下”，这都是企图挑拨我们和美国人之间的关系，以引起误解。像英国人在欧洲那样，我们是乐于接受美国的指挥的，但所有的中国军队都必须做到这一点。

蒋介石一直企图把谈判失败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为了取得外国消费物资，他布置了一个非常狡猾的宣传骗局，这就是答应在今年通过召开一个伪国大，立即实现“民主”。我们不相信美国人会轻易上当。

召集国民大会，这是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美国认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将关闭和平的大门。一旦召开国民大会，则木已成舟，和解就不可能了。如果迫不得已，我们将进行战斗，因为我们不仅为目前解放区一亿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战斗，而且为全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战斗。

当祖国的一半土地遭到分割或被敌人占领的时候，当国民党以

[1] 赫尔利（1883—1963），1944年11月至1945年11月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外的一切政党都被视为非法的时候，不能召开国民大会。形势所要求的是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只有联合政府才能挽救目前的时局。我们希望美国能发挥自己的影响促其实现。做不到这一点，美国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