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G·斯坦因的谈话[1]

(1944年)

我还是一个小学生,一个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与和平的话,则群众的观念和经验,必须成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老百姓可以教导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的任务则是倾听他们的意见,学习他们的经验,洞悉他们的愿望和批评,把他们所要的东西的总体规定下来,并把它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

你们不要打击一个害病的人,必须打击这个人的疾病。

所有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只有一样是共同的,他们所共同的是他们的政治思想方法,全遵循马列主义的道路的。每个地方的共产党员,都必须区别开这种思想方法与另一种全然两样的事,作为思想方法的最终政治目的的共产主义社会组织制度。特别在中国的我们,一定要严格地分别清楚,一方面是共产主义的观察、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另一方面是实际的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种政策,这种政策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一定要作为我们的最近目标。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就无法指导目前我们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我们也无法将我们共产主义的哲学正确地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上面。

[1] 这是毛泽东和英国《新闻纪事报》记者G·斯坦因谈话的一部分。

1945年，毛泽东乘飞机赴重庆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