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3年11月13日至27日)

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作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六中全会的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四个原则错误,即(一)速胜论,(二)运动战,(三)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讲话的一部分。

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有许多同志喜欢作总结，而不喜欢分析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洛川会议我提出抗战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解。在革命中，资产阶级采取暴力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左”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采取改良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右倾机会主义。蒋介石在他的阶级敌人面前是警觉、坚定、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阶级政治家。大革命时，我们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联共党史》上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