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12月4日）

目前国共磨擦有和缓的可能。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派人找周恩来谈，说江南部队开拔时间可以延迟，并要我军停止向他们进攻。胡宗南对我军的态度也有好转。现在，小的冲突不免，但大的战争不会有。日本方针是承认汪精卫，打倒蒋政权，但日、蒋仍有合作的可能。日本可能先关大门（即南进占海口），后扫房子（即进攻重庆等），也可能先进攻中国内地。现在回想起来，自近卫上台后，美诱降危险已经过去这个观点是对的。在国民党主张加入英美集团时，我们不主张加入英美集团的宣传是对的，但作为政策是不对的，重庆、延安方面都有缺点。去年反磨擦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创立了华中各处根据地，我军扩大到五十万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所以蒋介石这一次不敢大举“剿共”。此外还有外部原因，就是汪协定，英、美援华、苏联的政策等使蒋不易投降。在蒋统治内部也有欧美派与亲日派的矛盾。我党在历史上有三个时期。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形势问题的讲话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完陈绍禹、秦邦宪、康生、张闻天、陈云等发言后讲话的一部分。

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到苏维埃时期，在初期暴动时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苏维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估计当时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实行消灭富农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在苏维埃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涨起来。在过去这两个时期的“联合一切”、“打倒一切”的东西，的确不是马列主义，当时主持的人认为是马列主义，实际上这都是绝对主义。现在我们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绝对的联合或斗争。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也有现在与将来之分，即反共也有高潮、低潮之分。在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军队溃退，我们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可以大发展，因此对蒋的办法应是先斩后奏（如王震旅到绥德、米脂），斩而不奏。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发展。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发得太迟了。在建立政权和吸收知识分子问题上，我们曾经失去了一些时机。我们总的政治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战略上是统一的山地游击战是独立的，即统一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对统一战政策（总的政策）、劳动政策、土地政策、锄奸政策、文化政策、部政策、政权中的组织政策，都要准备总结，提议组织委员会责。七七决议批评了“左”的错误，但对各个具体问题没有明确指示。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二

总结过去的经验, 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 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抗战以来的倾向, 在统一战线初期是 “左” 倾 (主张苏维埃与国民党对立), 国共合作后有一时期是右倾, 反磨擦后又是 “左” 倾。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 提出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是错误的, 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在战略问题上, 洛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但前方同志不服从, 到十二月会议及六中全会才得到正确的解决。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 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战三个时期, 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 “左” 的错误, 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总结各项政策都要搞出条例来。关于时局估计是投降减少 (这一次投降被制止), 反共高潮开始下降 (以后反共还会来的), 宋子文“可能上台, 这就是所谓时局有好转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