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一一•三潘友新意见是对的，我们亦判断蒋目前还处在三角交叉点上，对德日谈判，目前还在讨价还价中。
惟目前是一回事，将来又是一回事。
依客观估计，蒋将来靠英美的可能小，靠德日的可能大，因德日的压力与引力都是很大的，压力是断血管，打重庆，引力是交还失地，在大战中发财与联合剿共。
而英美在两年内是无能为力，蒋是等不到两年的。
两年外英美亦无绝对胜利把握，有可能双方成相持局面，打上两三年没有最后胜负，待革命出来结果他们。
也有可能英帝国相当迅速的被打败，旧大陆尽被德意日占领，美感孤立，望洋兴叹，要待旧大陆革命起来时，美以干涉革命的姿态向欧亚进攻。
总之一二年内蒋介石是无法依靠英美胜利的。

只有共产党、中国人民(包括各中间派及陈诚、汤恩伯等)再加上苏联的压力，才能制止蒋集团的投降。
如果这三种压力配合得好，这种好转可能性还是有的，还有这种时间。
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他要剿共，我们一定要反剿共。
如果我们在反对内战口号下不怕内战，待他的剿共军前进时出十五万精兵(以三十万支持各根据地)，抄到他后方，打几个大胜仗，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清君侧)，撤退剿共军，继续抗战国策，恢复国内和平，实行三民主义，改革政治机构，给人民以抗日自由，释放抗日政治犯，召集国民大会等条件(大体如张、杨之八条)。
如果那时日本已经南进，美日关系紧张，日本自顾不暇，如果那时国内各中间派及国民党中的中间势力出来加以赞助(组织劝和团、隔断火线等)。
如果那时国内及蒋集团内某些人乘机造反，非不利于蒋之活动(这些人现在是劝蒋反共，其目的在造出乱子，置蒋于炉火之上，以图乘机取蒋自代，如何、白皆是)。
如果那时苏联又出来调整一番，这种好转是有可能的，恐怕中国的真正好转要在那时也说不定，这是生产经过阵痛的道理。
但那时也有蒋介石做贝当并最后做汪精卫之可能，那就是最后大决裂，此种可能性也许还要大些也难说。

但彼既组织剿共军，我当然不能坐以待毙，当然不能让他筑好十道八道西起宁夏东至海滨的纵深重层封锁线(新的万里长城)，让他把我们放在日蒋夹击消灭中而毫不动手动脚。
故在剿共军前进时，我们势必打出去，以期转变局势，争取好转。
如果那时蒋做了贝当，便证明我们正是打得对，我们便把清君恻(或兵谏)的旗帜改换为打汉奸的旗帜，一直打到底，这就是取内战形式的民族革命战争(过去与现在的反磨擦战争也是这种性质)。
惟我们应做得仁至义尽，目前极力延缓汤恩伯、李品仙的行动，答应皖南部队北开，答应和平解决，呼吁避免内战，采取缓和态度，都是对的，必要的。

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
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
但炸弹宣言与兵谏出师两件事的时机要抓得很紧很稳，鲁莽不得，错误不得，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
现在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是一个大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退出还是保留的时机，故须紧张的应付之。
略陈管见请加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