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内形势和应付投降、力争时局好转致周恩来电[1]

（1940年11月3日）

潘友新[2]意见是对的，我们亦判断蒋目前还处在三角交叉点上，对德日谈判，目前还在讨价还价中。惟目前是一回事，将来又是一回事。依客观估计，蒋将来靠英美的可能小，靠德日的可能大，因德日的压力与引力都是很大的，压力是断血管，打重庆，引力是交还失地，在大战中发财与联合剿共。而英美在两年内是无能为力，蒋是等不到两年的。两年外英美亦无绝对胜利把握，有可能双方成相持局面，打上两三年没有最后胜负，待革命出来结果他们。也有可能英帝国相当迅速的被打败，旧大陆尽被德意日占领，美感孤立，望洋兴叹，要待旧大陆革命起来时，美以干涉革命的姿态向欧亚进攻。总之一二年内蒋介石是无法依靠英美胜利的。只有共产党、中国人民（包括各中间派及陈诚、汤恩伯等）再加上苏联的压力，才能制止蒋集团的投降。如果这三种压力配合得好，这种好转可能性还是有的，还有这种时间。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他要“剿共”，我们一定要反“剿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目前国内形势、如何应付投降以及如何力争时局好转等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

[2] 潘友新，当时任苏联驻华大使。

关于国内形势和应付投降、力争时局好转致周恩来电

共”。如果我们在反对内战口号下不怕内战，待他的“剿共军”前进时出十五万精兵（以三十万支持各根据地），抄到他后方，打几个大胜仗，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清君侧），撤退“剿共军”，继续抗战国策，恢复国内和平，实行三民主义，改革政治机构，给人民以抗日自由，释放抗日政治犯，召集国民大会等条件（大体如张、杨之八条[1]）。如果那时日本已经南进，美日关系紧张，日本自顾不暇，如果那时国内各中间派及国民党中的中间势力出来加以赞助（组织劝和团、隔断火线等）。如果那时国内及蒋集团内某些人乘机造反，非不利于蒋之活动（这些人现在是劝蒋反共，其目的在造出乱子，置蒋于炉火之上，以图乘机取蒋自代，如何、白皆是）。如果那时苏联又出来调整一番，这种好转是有可能的，恐怕中国的真正好转要在那时也说不定，这是生产经过阵痛的道理。但那时也有蒋介石做贝当并最后做汪精卫之可能，那就是最后大决裂，此种可能性也许还要大些也难说。但彼既组织“剿共军”，我当然不能坐以待毙，当然不能让他筑好十道八道西起宁夏东至海滨的纵深重层封锁线（新的万里长城），让他把我们放在日蒋夹击消灭中而毫不动手动脚。故在“剿共军”前进时，我们势必打出去，以期转变局势，争取好转。如果那时蒋做了贝当，便证明我们正是打得对，我们便把清君侧（或兵谏）的旗帜改换为打汉奸的旗帜，一直打到底，这就是取肉战形式的民族革命战争（过去与现在的反磨擦战争也是这种性

[1]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条要求。这八条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质）。惟我们应做得仁至义尽，目前极力延缓汤恩伯、李品仙的行动，答应皖南部队北开，答应和平解决，呼吁避免内战，采取缓和态度，都是对的，必要的。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但炸弹宣言与兵谏出师两件事的时机要抓得很紧很稳，鲁莽不得，错误不得，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现在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是一个大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退出还是保留的时机，故须紧张地应付之。略陈管见，请加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