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梁漱溟的谈话[1]

(1938年1月)

毛泽东: 梁先生, 我们早就见过面了, 您还记得记得? 民国七年, 在北京大学, 那时您是大学讲师, 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 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 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

梁漱溟: 是的。好记忆, 有这事, 有这事。

梁: 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 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 如此下去, 中国的前途何在? 中华民族会不会灭亡?

毛: 梁先生, 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 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 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 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 最终中国必胜, 日本必败, 只能是这个结局, 别的可能没有!

毛: 决定中国前途者不外三方面: 一为中国自身; 一为敌人方面; 一为国际环境。而求中国之胜利, 一在中国自身; 二在敌人的内溃; 三在国际的协助。国际情形, 分析起来, 已经日益好转。敌人一面, 随战事的扩大与延久, 而日益暴露其弱点, 增其困难。所剩的为中国自身团结问题, 两年来已逐步趋向团结。既如此, 又何

[1] 1938年1月5日, 梁漱溟由西安前往延安, 1月25日返回, 往返共3个星期。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 毛泽东接见了梁漱溟。以上是他们谈话的一部分。

须悲观？抗战的最终结果，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也是必然的。

梁：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

毛：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

毛：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您我今天不必款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

梁：好的，好的。我先送给您一本书[1]，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

毛：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论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来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梁：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的“个人本

[1] 指梁漱溟著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

位”而言，西方人讲自由，讲平等，讲权利，把个人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抗礼。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讲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中国人有本着自己的义务，为家庭、为社会去尽自己的责任的光荣传统。所谓“职业分途”，就是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职工作，这样，社会才能得到安定和发展。

毛：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

梁：造成1927年后国共两党分裂、斗争的客观因素是什么？

毛：大致分为国内的因素、国际的因素。如国际的因素，那时各帝国主义同惧中国的赤化，他们可以统一起来。于是他们就来分化中国内部，使国共分裂。但到今天则相反。今天国际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边，有反侵略的英美法一边，因统一不起来，他们就不能共同来对付中国。日本的侵略逼成中国的团结，反侵略者则不愿中国再有内战，处处从正面助成我们的团结。1936年西南“两广事件”和“双十二事变”时，英美友人的心理及其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这就是今昔客观因素的不同。由于这些因素（国际的加国内的），他相信国共前途只会团结，不会分裂。

1938年1月，毛泽东会见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梁漱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