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一十三日保安与毛先生关于特别问题谈话。我问：在实际进行中，倘若中国革命胜利，是不是将以第三国际或类似的组织，来保持苏维埃中国和苏俄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呢？抑或会有某一类的政府的真正合并呢？毛答：我以为这是一个纯粹设拟的问题，我已经告诉过你，红军现在并没有求政权的独霸，但求联合全国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第三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先进分子集合各自的经验，俾使全世界一切革命的人民获益的组织。它既不是行政组织，而且除顾问的资格外也不是任何政权。在机构上，它和第二国际没有多的区别，虽然在内容方面相异的地方很大，正象没有人说，在一个以社会民主党组阁的国家是第二国际专政一样，所以说有共产党的国家是第三国际专政也是可笑的。在苏联共产党掌着政权，即在该国，第三国际并不执政，而且对于人民一点也没有直接的政治权，相类似地也可能说，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这也决不是说苏维埃中国是由莫斯科或共产国际所统治。我们决不是为要将国家交给莫斯科而为解放的中国斗争！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中国的一个政党而已，在它的胜利之中，它将必须为整个的民族说话。它不能替俄国人民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统治，只能为着中国群众的利益。只有在中国群众的利益与俄国群众的利益相吻合的地方，才可以说得它是「顺从」莫斯科的「意志」。但是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惊人地扩大，一旦中国群众获得了民主的政权而社会方面经济方面都解放了，象他们的俄国兄弟一样。到了苏维埃政府在许多国内建立了的时候，苏维埃国际联合的问题也许要发生，这个问题将如何解决将是非常有趣的。但在今日我不能预为拟出一个公式，这个问题既未经事先解决也不能事先解决。在今日的世界内，各国家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往既日趋密切，这种联合似乎也是极所欲望的，如果在一种自愿的基础上做到。不过明显的最后这点是极端重要，这样一种世界联合可能成功，只要每个民族享有依照自己人民的意志加盟或退盟的权利，它的主权保持完整，而且一定不是由于莫斯科的「命令」。没有一个共产党党员曾经相反的想过，同时「来自莫斯科的支配」的神话也纯是法西党徒和反革命者的发明。外蒙和苏联间过去以及现在的关系一直就根据于完全平等的原则上。到了中国革命成功的时候，外蒙共和国将自动的由于它的自愿成为中国联邦的一部分。回族以及西藏人民，同样的，也将成立自治共和国，加入中国联邦。对少数民族不平等的待遇，如国民党所实行的，不能在苏维埃的纲领内占得地位，也不能在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内占得地位。我问：请你解释为什么苏联可以使苏维埃中国胜利的帮助和帝国主义过去在中国的活动根本有区别。为什么关于「赤色帝国主义」的罪名在你的意见看来是荒谬？毛答：有些人说法西党徒没有任何创造能力。我不能完全同意这点。因为他们确确实实创造了他们自己的产物「赤色帝国主义」这个名词。而且这是法西颂扬的那种创造水准的完全例子。在这个名词后面日本和中国的法西党徒们希望征服中国。但是我们用不着在国民党历史以外去看这一类的宣传是不是发生着什么意义。设或果真有「赤色帝国主义」这种东西，那连南京政府本身的生命都是因它而有的。每个人知道，当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革命的时候，鲍罗庭和加仑将军都在帮助国民党，共产党也与之合作，并且共产党也与之合作，革命中许多最好的干部。在那时候没有国民党员谈及「赤色帝国主义」。但到了国民党变成反革命，背叛了孙先生的主义，开始压迫农工，并且与帝国主义妥协了之后，它的最坏的分子才创造了「赤色帝国主义」这一名词，以这个名词做反动宣传的外衣，藉以掩盖他们对中国人民的背叛。事实是怎样的呢？甚至于蒋介石也不能否认，当国民党与苏联和共产党合作的时候，革命达到了高水准，帝国主义连根都在摇动，而民族解放的前途是极为光明。孙中山先生死后，他的党中最坏的分子开始出卖他的主义政策，国民革命运动突然开始衰落，国民党失掉了所有它的革命内容，向帝国主义妥协，将中国最好的部分不抵抗送给了日本，并且接受了帝国主义的帮助进行长期反对人民革命的战争。仅仅十年的帝国主义侵略之后，中国人民大众在急遽地被沦为奴隶，南京现在方开始了解苏联才是中国真正的朋友，而国民党要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重新联合才能抵抗帝国主义。今日斗争已经尖锐到了两个营垒间的战争。第一个，由日本领导，以汉奸及反动派所组成，它们和日本帝国主义合力形成所谓之反赤阵线；第二个是由中国大多数人民以及对中国革命同情的那些国家所组成，这是反日帝国主义阵线。反日阵线是根据于与苏联及其他同情中国独立斗争的国家的合作。反赤阵线的意义是民族灭亡，反日阵线的意义是民族解放。中国人民必须渐次把自己列于这一个阵线或其他的一个这两个是不能调和的。不错，许多国民党党员现在迫于环境，或为维持他们的自存，在重新考虑他们的政策。在过去已有那些爱国志士如宋庆龄、何香凝、陈铭枢、蔡廷楷、李济深、蒋光鼐，他们知道国民党想「消灭共党」的根本错误。今日李宗仁、冯玉祥、孙科、宋子文、张学良、还有其他也在改变他们的观念并似乎愿意复活他们和苏联的合作。我们坚决拥护与苏联密切合作抗日，我们欢迎与任何要停止中国内战，建立联合民主的人民抗日政府，保卫民族与其人民的利益的派别合作。我问：你怎样解释在极大的不平均的情势下红军的屡次胜利？什么是它无敌的秘诀？毛答：有三个原因。第一，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他们以一切的方法拥护它。它不能被消灭，除非先将拥护它的爱戴它的人民消灭，同时当白军在红色区域作战的时候，他们不仅是与红军作战，而是与苏区的整个人民作战。第二，我们的存在多亏了共产党正确的战略和战术领导。第三，红军的指挥员是有才能、正确、精明、忠实、诚恳。每个红军指挥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接受南京所颁布的贿赂及奖金，发一笔财不再干了，但至今九年的战争经过中，向国民党出卖的指挥员屈指数起来并没有几个。我问：在中国赤色运动胜利成功了的时候，你是不是认为革命会迅速发生于别的亚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如朝鲜、安南、菲律宾、印度等处？目前中国是不是达到世界革命的「锁钥」？毛答：中国革命在世界情势中占着锁钥的要素，它的胜利是每个国家的人民，特别是殖民地的劳苦群众，所热忱期待着的。当中国革命获得了充分的威力，许多殖民地国家的群众将跟着中国的前例，以获得他们自己类似的胜利。但是我必须再着重申明，我们并不志在「获取政权」。我们要停止内战，与国民党及其他政党创立人民的民主政府，并反日争取我们的独立。我问：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对于中国革命最后能在全中国胜利所须经历之时间的大约长短？毛答：中国革命的胜利自然将由一切革命斗争所发展的客观形势来决定，同时这些形势太复杂了，现在不能预测。但是我们能够说，这个胜利相去并不远了，它将和中国人民抗日侵略的胜利相配合。中国人民将采行最适合于他们的政府制度，同时这种制度我们相信是民主共和国的方式，整个的政权都在被授有选举权的群众手里。在机构上，我们相信，苏维埃制度，从中央政权一直下至最小的乡村都是代表体制，是最适于实现民主政治的机关，并最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服务。我问：在抗日斗争之后什么是革命最先的内部任务？毛答：中国革命，因为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它的基本任务是土地问题的重新调整—土地改革的实现。参看中国今日土地分配的数字可以知道农村改革迫待进行的一斑情形。在国民革命的时期中，我曾任国民党农民委员会的书记并掌理收集遍及二十一省各区域的统计。我们的研究表示惊人的不平等。整个农民人口之中约百分之七十是贫农、佃农、半佃农和雇农。约百分之二十是耕自己的土地的中农。高利贷者和地主约占全体百分之十。在这百分之十以内还有富农以及军阀及征税吏等等剥削者。这百分之十的富农地主和高利贷者共占有百分之七十的耕地。百分之十二至十五是在中农手里。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佃农、半佃农、雇农仅占有整个耕地百分之十至十五。自然在全国不同的区域，统计方面有大的参差，这种参差有时在相临近的县分中都表现的很明显。我所引用的数字，是当时许多农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编制二十一省数字，我们研究所得的全中国平均数。这些数字自然从反革命以后被禁止了，同时现在又过了十年，我们仍不能从南京得到中国土地分布情形何陈述。不过这些事实解释了很多关于红军的成功。革命主要的是由于两种压迫所引起的——帝国主义者与百分之十的地主及中国的剥削者。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我们要求民主制度，土地改革，和反帝战争之中，我们仅只被全人口的百分之十所压迫着。同时实在并没有百分之十，或许仅约百分之五，因为没有那样多的中国人会变成汉奸，与日本联在一起，在联合「反赤公约」的计划之下，来征服他们自己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