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器、行知、韬奋、钧儒诸先生及全国救国联合会全体会员们!

不久以前,我们在报纸上读到了章、沈、陶、邹四先生所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和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宣言和纲领。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見与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向你们和全国人们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纲领与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你们说:“我们所希望的,中国共产党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因此,在红军方面,应当立刻停止攻袭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对富农、地主、商人,应当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内,应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这样,救亡联合各党战线的开展,才不至于受到阻碍。”

真的,我们应当这样做,而且已经是这样做。我们在自己的行动上,经常是忠实于自己的提议和政治路线。在九一八事变开始后,我们首先向全国一切党派提出,愿意合作抗日。有些人说,我
致章乃器等及全体救国会会员函

们的提议只是宣传的作用，而在实际上并不愿意实行这些提议，但是，几年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诬蔑。我们曾与十九路军和福建政府合作。不久以前，当西南派首领发表通电表示抗日的时候，我们宣言同意他们的抗日主张，同时我们向西南派的军政领袖和一切党派与社会团体发表了合作抗日的提议，并郑重声明：我们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事实上诚恳希望一致联合，共同斗争以挽救祖国的生命。一年多以来我们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实现我们北上抗日的目的。虽然我们已经到了北方，可是我们想集中河北实行首先直接抗日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今年春季，我们在渡过黄河以后，如果没有驻扎在同蒲路一带十万以上的中央军的封锁与阻挡，是无疑可以实现我们的愿望的。当时若是我们集中力量来冲破封锁线当然可以做到，但是，这样必然使双方受到很大的牺牲，我们为了避免无价值的内战损失，所以暂时渡河回转陕西。在回军以后，不管对我们继续“围剿”，我们再一次地向南京政府、太原阎锡山将军、河北宋哲元将军表示愿意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河北，进行抗日，并要求他们的同意。虽然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满意的回答，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放弃我们所始终坚决主张的抗日救国的目的。在民族存亡千钧一发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继续任何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无论何时也不会进攻南京中央军或其他军队，如果他们不向我们进攻，不阻碍中国军队抗日斗争的话。如果南京中央军或其他军队实行抗日，不压迫群众爱国运动，我们准备以自己的一切力量，诚恳地帮助他们。我们愿意与任何军队、任何政党、任何派别合作，只要他们赞成准许反日、反卖国贼和爱国运动的完全自由。

有人怀疑，现在红军的力量很难单独抗日。又有人说，抗日的
先决条件，是民族统一和内部和平。还有人说，部分的抗战是有害的。但是我们不这样想。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能够进行继续英勇的抗日斗争。敌人的报纸都承认东北义勇军已使敌人损失“十万以上的生命和几万万的金钱”，并使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很快地侵入中国的内地。虽然他们还未取得彻底的胜利，可是对于国家民族已有了巨大的功劳与帮助。现在没有任何人能说东北义勇军不能单独抗日了。我们红军在一切方面都不比东北义勇军薄弱，而北方人民的爱国热情亦不落后于东北人民。如果不是想混乱人民耳目的话，那么就没有根据说红军不能单独抗日。上海抗战和长城抗战失败的原因，只是因为当时领导者的动摇不坚定，没有运用紧张的运动战术，没有充分广泛地与人民合作，然而，中国红军是没有这些弱点的，所以我们认为红军能够单独抗日，并不会轻受挫折而能持久抵抗。虽然红军不能期待以现有的力量，达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无论如何，是能单独抗日的。并且在红军继续抗日的过程中，必然能够统一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力量来达到最后的胜利。

如果说，要统一全国力量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说要先统一，然后抗日，这是不正确的。应当记得，部分的力量，已能实行抵抗；应当记得，在没有开始抵抗运动的地方，敌人决不让我们集中力量。敌人已经严密监视着南京中央和地方政府，并一省又一省地侵占了我们的土地。在这样情形之下，只有在开始抵抗的时候，才有全国总动员的可能。实行抵抗与全国总动员应当同时开始的。在“和平”状况之下，很难有全国总动员之可能。

你们要求一切爱国运动的自由，而敌人必然马上用武装来压迫爱国运动，很明显地，战争就不可免了。现在情况日益危急，如果
不立刻开始抗日战争，全国统一自卫与全国总动员必然益加困难，如果坐失时机，甚至将无统一自卫与总动员的可能。就在今日，全国总动员已经不能包括东北和北方的一部分区域了。这样继续下去，敌人可以组织更多的汉奸军队，可以宰割中国更大的区域，可以夺取一切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那时，我们的总动员将只能在很小一部分的领土上与乡村区域中实行。难道现在还可以用统一未成、准备不足等借口来延迟对日抵抗吗？

我们不反对真正的准备，可是我们反对借准备之名，行不抵抗之实。任何抵抗斗争，决不会阻碍准备与总动员的工作。任何抵抗的本身就是极大的动员，上海与长城抗战的经验便是最好的证明。

在敌人监视之下进行秘密准备工作，须花费几年时间所达到的成绩，也许在抗战开始以后，只要几个星期就能达到。而且秘密准备所培养的力量，决不能补偿同时间损失的力量，更不能达到敌人在同一时间所可聚集与准备的力量。

有人说我们的单独抵抗，破坏了他们的抗日总计划。我们无从知道他们所谓“抗日总计划”是什么。我们所要求的，只是落后的人迅速赶上我们，还未准备抗战的军政首领和党派立刻和我们一块进行抗日斗争。没有任何根据来要求我们拒绝抗日政策，停止抗日行动来适合这些“批评家”的纲领和行动。

对日抗战将是长期残酷的战争，不经过千百次的苦战是不会取得最后胜利的。在长期苦斗的当中必然可以动员与集中全国的一切力量，而决不能把抗日战争延迟到动员与集中完成以后。

因此，我们要求立刻开始对日抗战，首先把红军集中河北，使红军能最先开始对日抗战，我们反对利用任何借口延缓和避免对日抵抗。竭诚希望你们帮助实行这些要求。
为了集中国力去对日抗战，我们在各方面改善了苏维埃法律与工作。除了把工农政府、工农红军改成人民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红军外，在苏维埃选举法上，补充了一切小资产阶级职员、自由职业者、专门家和小商人与小企业主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宣布在苏维埃区域内一切政党、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均享有公民权。欢迎一切愿意共同抗日的党派、社会团体的代表参加苏维埃政府，共同担负责任。我们已经通过决议不没收富农的土地，如果他们愿意和我们共同抗日的话，我们并不拒绝与他们联合。不没收大小工商业者的财产与工厂，并保护他们的企业，帮助他们发展，以增加苏区抗日运动所必需的物质供给。不没收积极抗日的军官与地主的土地和财产，邀请一切失业军官、兵士、职员、专门家到苏区来，并给予他们以适当工作，使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才干。特定办法优待俘虏的军官和兵士，愿意归家的，发给路费；愿意留在苏区共同抗日的，便给予工作。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征收不重的统一累进税。

这就是在我们苏区通过的和施行的政纲。我们决不敌视民族中反日的阶级。红军将来进入抗日友军的区域，在友军遵守协定之下，红军同意遵守友军所规定的法令与规律，并不干涉友军区域的地方行政。关于劳资关系问题，规定了改良工人生活最低条件，按照每个企业的实际情形，订立劳资协定，劳资双方必须遵守，并避免不必要的罢工、怠工。过去监督生产、工人领导工厂的法律，已经取消了。劝告工人不提出超过本企业能力的要求。在非苏维埃区域，我们主张必须改善工人生活，但希望不加深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相信争取海关自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对于工人和资本家都有利益的。相反的，在帝国主义继续进攻之下，无论工人还是资本家，都不能期待自己情形改善。劳资的共同利益，是建立在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之上的。

至于现在河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及其他区域的游击队，还未能执行我们在最近所通过的法律，这是由于有许多的阻碍，使他们不能得到我们的指令。此外，残酷屠杀的围剿是可以激起某些报复的手段，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行动是错误的。我们肯定希望立刻改正这些游击队的错误。可惜得很，我们还不能马上执行这些条件，因为决定的力量不在我们。我们认为红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无条件地尊重并实行全国人民所表示的批评、意见与要求。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问题，我们愿意服从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民民主的决议。

当然，我们的党员应当参加各地方的救国组织和各种形式的救国运动。我们愿意牺牲一切力量来拥护这些运动与组织，以便与一切党派和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民共同斗争，挽救中国人民的危亡。我们的党员，无条件地服从这些组织大多数所通过的规则、纲领和决议。同样，在实际工作上，甚至当我们在原则上不同意的时候，也无条件地服从大多数的意见，我们的党员不会与这些组织中的其他派别对立和竞争来争夺群众与领导权。相反地，我们愿意拥护任何派别的彻底反日的领袖，使他们能毫无阻碍地在群众中发挥自己的能力。我们的党员愿意在他们领导之下工作。为了达到战胜强大敌人的目的，不仅需要我们自己的发展与胜利，而且需要一切联合力量的胜利与发展。我们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各政党各阶级在抗日救国旗帜之下团结起来”。因此我们认为在统一战线中提出推翻某一阶级和某一政党的口号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应有不少的领袖、党员、官吏能够抗日的，我们完全愿意与他们联合。因此，一般地反对国民党和各地政府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同意
并且反对宗派主义、包办把持操纵等方式以及现在有些青年分子在实际上采用的强迫群众参加救国运动的方法。

最后，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一切党派了解抗日救国的任务，改变敌视我们的态度。关于其他问题的意见，都是不重要的。可是有人重视其他问题的许多意见，因此，就产生许多冲突和矛盾。我们完全愿意改变这些缺点。如果我们的党员在救国运动中犯了这样的错误，就希望其他党派的领袖和青年，本着救国热忱，互相劝勉。我们相信，如果为了抗日救国的必需，排除一切相互的敌意，互相忍耐，互相尊重，那么全民统一战线就可胜利完成，并可保证广泛光明的前途。依靠着统一战线力量发展的程度，不只是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而且经过统一战线运动的一定阶段可以使中华民族脱离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并达到全中国的真正民主的统一。因此，我们认为统一战线决不是一个很短的暂时的现象。当然，在统一战线的各个阶段上可以有个别的人发生动摇，叛变与逃走，但是这决不能认为是统一战线的破裂。

现在统一战线比之一九二七年还有更明白的前提和更巩固的基础，因为现在民族危机比之一九二七年百倍地加深。一九二七年的统一战线主要是反对内部敌人（反对北洋军阀），现在统一战线是反对外部敌人。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脱离统一战线的人们，还能组织半独立式的政府。而在现在，哪一个要脱离统一战线或者不参加统一战线，他再也不能建立半独立式的政府，并不能在中国人民各阶层中找到拥护。并且，一九二七年的经验，对于任何阶级都不能机械地运用。因为现在国际的与国内的形势，比之一九二七年已有了急剧的改变，而有利于全民统一战线。所以我们对于现在统一战线的前途毫不悲观，这里没有任何可以悲观的根据。我们为了统一
战线的事业，不害怕被其他党派利用，因为我们有考虑过坚决抗日纲领。我们愿意与一切抗日讨贼的政派组织合作到底。

但是，现在最危险的是有些人幻想实现武力统一的计划。很明显的，武力统一就是不断的内战。如果我们回忆袁世凯及其他军阀武力统一计划的失败，就可以知道这些人的前途是如何的黑暗。而在现在条件之下，在任何方面，武力政策危害中华民族的程度，都远超过于当时。不幸有些人对于这样的政策，还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还有人企图以另一“集中战线”来对立和破坏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这就是统一战线不能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你们说过去的争论是在于抗日斗争的方法和“安内”“攘外”的先后。我们觉得，这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是有些人在民族叛徒与民族英雄之间动摇，在抵抗与投降之间选择道路。我们不相信那些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安内”政策造成怎样的结果，但是，为什么还这样坚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呢？我们不反对统一，我们反对的是国内战争与民族叛徒。我们认为今天中国只有一个出路，就是一切党派在平等基础上团结起来，实行抗日，并服从全国人民的民主政治。如果不走这一条道路，而想用武力统一，那就永远不会有中国人民的统一，只有更加使中国分裂和破坏。仅就这一原因，我们就反对这样的企图。我们拥护在平等基础上的联合抗日与民主的方法来统一中国。我们愿意服从真正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任何全国大会的决议，并主张把一切问题提到这样的大会去解决。并且我们同意把是否应当在全中国施行苏维埃制度的问题让全国人民实行民主地解决。

但是我们应当声明，南京政府在今年五月五日所公布的宪法草案和国民会议的组织条例和选举条例，我们认为是完全反民主的。
我们不承认根据这些法律所选举的国民会议有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权利，我们不能参加这样国民会议的选举，我们与全国人民都不应服从这样“国民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我们认为这一“国民会议”的存在是有害的。但是我们同意参加任何真正合于民主原则所创立的人民代表机关。

最后，我们希望你们和各地一切救国组织派遣代表来参加苏维埃政府，我们希望你们介绍其他政党派别的代表来与我们进行合作的谈判。一切愿意与我们进行谈判的代表，都请直来苏区，保证不会有任何的危险。如果在苏区外任何区域也保证我们的代表不受危险的话，我们愿意派代表到其他区域去进行谈判。

我们诚意地愿意在全国联合救国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

此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