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

（1931年4月）

中央局扩大会议，听了关于立三路线，及四中全会的报告以后，完全同意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的决议。扩大会议一致认为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盲动主义的路线。自从六月十一号政治局决议案起，他就完全统治了中央，统治了全党。但在苏区中，从苏大会起，立三路线就已经起了领导作用。在国际七月决议给与中国党以正确路线时，为要接受国际路线而召集的三中全会，不但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把党从立三路线之下解放出来，转变到国际路线上去，反而向立三路线调和，使国际路线不能在党内得着实行。

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四中全会的伟大意义，他深刻地批评了上述时期中央局的错误路线，痛斥了当时中央对国际指示，以及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他完全接受了国际路线，给党的政治路线一个彻底的转变，正确地指出党的目前任务。同时四中全会又改造了中央及中央政治局，把立三路线负责最重的同志，开除出政治局及中央，吸引了新的积极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及政治局来。四中全会以及全会后的中央，又给与罗章龙等所领导的反国际反党的右派以严重的打击，并且能够克服右派。四中全会以及全会后的中央的这一切决议与工作，扩大会议表示完全的同意。

扩大会议一致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四军前委是坚决为工农政权而斗争，曾经坚决地反对过不要政权的流氓路线。前委坚决地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关于土地革命的一切机会主义，曾作残酷的斗争，从这些斗争中，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前委对于红军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此外前委又认清武装地方群众，正确地执行城市政策。前委为了坚决执行这些任务，曾向盲动主义、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流氓路线，作了长久的坚决的斗争。流氓路线曾经在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正式进攻，起了领导作用，统治了前委，党的正确路线，一时失败。经过八次大会，特别是九次大会严重奋斗，流氓路线的领导，又从事实上宣告破产，正确路线对于流氓路线坚决的斗争，才在这个时候，作了一个总结。前委之所以能正确地坚决地为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路线而斗争，是因为前委能正确地分析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特别认清半殖民地的中国斗争的实质，农民战争的作用，才确定苏维埃之能够存在与发展，又从苏维埃运动实际斗争中获得经验，才能正确地运用策略，反对左倾右倾的机会主义。但从汀州会议起（这时四军与三军汇合，成立一军团前委），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的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虽然在个别问题上，如土地问题，地方武装问题，红军的群众工作等，前委并未因为立三路线而动摇自己的正确路线。但攻打长沙后（这时一军团与三军团汇合，成立总前委），事实证明，立三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由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

的路线上去。这个转变的正式形成，是在新余的罗坊会议。这就已经
在党的文件上，明显地确定了这个转变。这是经过袁州会议，峡
江会议，太平圩会议，许多严重斗争，才有这个结果。最后在宁都
的黄陂会议，更具体地指出党内有两条路线，必须推翻那条错误路
线（立三路线），执行这条正确路线，革命才能走向胜利的道路。
三军团的前委在立三路线时代，是完全执行了立三路线。但三
军团在过去的军委及后来的三军团前委领导之下，做了许多英勇战
争，如长沙、岳州、平、浏、大冶等战争，确在红军战史上，写下
最光荣的一页。三军团过去关于夺取群众，执行土地革命，建立苏
维埃政权等问题是忽视的，红军的战略是流动式的游击。三军团第
一次进攻长沙在整个政治路线上是执行立三路线，但三军团所以能
够占领长沙，在政治意义上获得这样大的胜利，是因为三军团前委
正确地估量了长沙本地的敌我力量的对比（关于全国阶级力量的对
比的分析前委是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估量）是因为三军团的英勇斗
争。至于第二次进攻长沙，则更是冒险主义了。但长沙战争明显地
证明了立三路线是行不通的，宣布了立三路线的彻底破产，使总前
委的路线得着转变，使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之下，迅速地走上正确路
线，虽然全国党部并未能立即了解长沙的战争的教训，来反立三路
线，总前委在转变路线之后，正确地决定了击破敌人进攻的战略——
引敌深入，坚决地反对盲动主义，结果，得着龙岗、东韶的伟大
胜利。
江西党的路线大体可分为三时期说明：
第一，是一九三〇年二七会议前的时期，这是机会主义的路线
继续统治的时期，主要的是没有建立苏维埃政权。赤色区域已经开
辟了二、三年了，还不分配土地，地主、富农充满了党和革命团

体，土地革命已经发动了，却不能正确地领导农民斗争，建立革命基础。

第二，是二七会议（四军前委，赣西特委，五、六两军委的联席会议）到二全会议（赣西南特委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这一时期是转变机会主义，坚决地执行土地革命，这才发动了赣西南的广大群众几次攻吉的英勇斗争，创造现在的苏维埃区域。二七会议是提出了“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但这一时期的缺点，没有从组织上坚决肃清机会主义分子，而且在后半期，在政治上就接受了立三路线的影响，使苏区忽视巩固工作。

第三，是二全会议到富田事变。二全会议，就是立三路线领导的会议，实际上是AB团操纵向党进攻。二全会议后立三路线便完全统治了江西的党，动摇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把地方武装完全集中到二十军、三十五军，抛弃苏区的巩固工作，冒进地攻打中心城市，攻赣。对于一方面军前委的批评，是“同时扩大，同时深入，是十足的农民意识”。“先打吉安，后打九江，是断送中国革命高潮。”立三路线是这样的发狂，结果做了AB团一面好旗子，造成反革命的富田事变。

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中央局在整个工作的布置，并没有坚决地去执行国际关于苏区工作的指示，更没有给党过去工作中的立三路线以批评与纠正，虽然在许多单个问题上（如地方武装问题，工会与苏维埃的关系，红军中的CY问题等），有了正确的解决。中央局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根本没有指出反革命进攻革命，尤其是进攻红军与苏区，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中的中心问

题，而指出军阀只是为了准备军阀混战而来进攻红军（见八号通告）。这种错误的估量，有放松我们的主要任务——打破敌人进攻——的执行，产生等待军阀战争的情绪的可能，仅只因为过去总前委已经有了正确的估量，才没有发生这种不良结果。

再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的。中央局的通告说：“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这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没有认清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参加的反革命暴动，而用“党内派别斗争”来解释这个事变。这种解释是非常错误的，脱离阶级立场的，这种解释是放松了反AB团的斗争，使AB团能够在这种错误的解决之下，能继续活动，继续发展他们的组织，所以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

中央局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内是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夹杂不清的。中央局没有认清革命的目前民主阶段，没有认清在中国现有土地关系之下，党是应该坚决地领导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中央局决议对平均分配是动摇的，如说：“平均分配是小资产阶级幻想。”这是不认识平均分配土地是消灭封建关系最彻底的办法。只有在平分之后农民认为平分是已经平均了贫富，已经是社会主义了，这是幻想。党对这种幻想，应当谨慎地加以批评。一般地说平均分配是幻想，这是动摇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决议，这是可以被利用来反对土地革命。再中央局决定以劳动力为主，以人口为辅的分配方法，而预先没有经过详细审查与研究，没有采用过去斗争的经验，这是不审慎的。再中央局没有了解中国土地革命是带了残酷的农民战争的形式，以人口平分，才能迅速地争取群众。此外，关于反富农问题，

中央局没有分清暴动前与暴动后反富农策略的不同。在暴动前，主要的不但从政治上反对富农的领导，还要在经济上废除富农的债务，没收富农的土地；在暴动后（如现在时候），主要的是从政治上肃清富农的影响，驱逐富农出苏维埃，巩固雇农贫农的领导，使富农在政治上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而不是照中央局通告所说的：“从经济上解除富农的武装，消灭富农的半封建剥削。”（分田后，半封建的剥削已经消灭了）中央局的错误指示，不但不能纠正过去对富农问题的一切左倾错误，反而要助长这些错误。最后中央局没有深刻地采用过去执行土地革命的丰富经验，没有重视过去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斗争的经过。这都是中央局犯了上述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中央局对于改造苏维埃，创造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以及召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与宣传等等问题的注意力，还是不够。这一切都是调和路线的结果。

立三路线在苏区执行的恶果是很明显的；苏维埃区域相当地缩小了；地方武装集中到红军中去了。党与苏维埃在某种行动上说，是脱离了群众；党与苏维埃在组织上涣散了；AB团及其他反革命派得着机会发展，并且能得钻进党内与苏维埃内；红军因为过去执行猛烈的扩大，也受了相当的损害。

扩大会议在估量目前形势时，完全同意中央关于“反对军阀进攻红军与苏区的决议”以及中央给红军的几次训令。扩大会一致认为最近革命的发展，引起了反动统治的团结，来进攻革命，特别是进攻红军与苏区。在另一方面，国民党又实行欺骗政策。如“国民会议”“大赦”“裁厘”等等来欺骗群众，组织苏区内的反革命团体，如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北极会等等，企图从内部破坏苏维埃与红军。但同时必须指出统治阶级虽一致进攻革命，但他

们内部矛盾，不但存在，并且继续发展。中国革命势力发展的不平衡，使革命势力对于各系军阀的威吓的程度不相同，所以他进攻红军时，军阀战争仍旧是有爆发的可能。并且最近胡汉民被蒋介石扣留，北方军阀备战的形势非常紧张。这是证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和大规模军阀战争的积极准备。

南京政府虽派遣重大兵力向红军及苏区进攻，但红军是有击破这种进攻的充分可能，因为白军是不健全的，官长和士兵是不一致的，士兵的生活是痛苦的，进攻红军的各派小军阀间也是不一致的，有冲突的。在红军方面，上下完全一致，“万人一心”，又有广大工农的拥护，完全不是孤军作战，所以在红军与白军的残酷斗争中，红军与广大工农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是能够取得第二次伟大胜利，击破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龙岗东韶第一次伟大胜利，就是证明。

在目前这种形势之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

一、动员一切力量，把工农群众与地方武装正确地去与红军主力配合，应用一切于我们有利的战略与战术，去击破敌人的包围与进攻，在击破敌人进攻的过程中，要达到把江西苏区创造成全国苏维埃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上，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关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与号召，应当立即开始。

二、立刻规定锻炼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的具体计划，纠正过去工作的缺点与错误，改造军事及政治干部，尽量提拔工人来担任领导工作。改进士兵的军事训练，建立铁的纪律，肃清红军中的AB团，及其他反动分子，并须杜绝一切反动分子重新混进红军的可能。

三、继续改造苏维埃政权，不仅要洗刷地主豪绅的子弟富农流

氓等等，还要建立苏维埃的经常工作，要在工作中去获得群众的更高信仰，应当立即消灭党包办政府工作的现象，“党是立法机关，政府是行政机关”的恶现象，应当建立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一贯的工作系统。政府应当立即颁布选举法以及经济政策条例。

四、关于土地问题，确定以人口平分，在没有平均分配好的地方要立刻执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已经分配好了的地方，就要肯定土地私有，不得动摇再分。地主的家属和封建制度的附属品，如道士、和尚、地理家等人中间的剥削分子，没有分得土地的权利，但允许他们租用土地（详细办法，当另有决议案），商人（乡村小市镇的贫民分子，多以农为主，以商为次的人，不在此例）不能分得土地。至于地主及其家属的房屋，亦应一概没收，转分给贫农群众，但可以允许这些分子，移到已经空出来的坏房子去。

五、加紧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健全的阶级工会与工会工作，正确地去领导阶级斗争，去实现政府劳动法。在目前的苏区内，雇农工会的工作，是工会运动中的重要部分。独立劳动者，不得加入工会，但独立劳动者分得田后，如仍是贫农地位，得照其他贫农一样加入贫农团。

六、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

七、加紧苏区内反帝国主义的工作与宣传，特别是反帝国主义进攻苏区与红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反对正在准备着的进攻苏联的战争，建立反帝大同盟的组织。

八、坚决地执行改造党的工作。洗刷异己阶级的成分，彻底改造干部，创造新的真正的工农干部来担任领导工作。

九、加强在白色区域的工作，特别是白军军队里的革命工作，以求领导白色区域革命运动，捣乱敌人的后防，瓦解敌人的军队。

扩大会议指出，只有正确地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党才能正确地完成这些任务；目前党的最主要的危险，仍旧是右倾机会主义、消极、悲观、失望，向阶级敌人让步等等的右倾情绪。这些情绪特别是因为敌人的进攻，以及苏区内阶级斗争的尖锐，而使得着机会生长，所以党应当用大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但同时丝毫不能放松反立三路线的斗争，要坚决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立三路线。正确地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坚决地执行国际路线，以及四中全会的决议，这样一定能够引向新的伟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