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国调查[1]

(1930年10月)

序

一九三〇年九月, 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打长沙回到江西, 十月初打开吉安, 进到袁水流域, 兴国送了许多农民来当红军, 我趁此机会做了一个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区的调查。找了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雷汉香八个人开调查会。调查的时间是一九三〇年十月底, 开会的地点是新余县之罗坊, 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永丰区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的交界, 分为四个乡, 旧凌源区为第一乡, 洞江区为第二乡, 三坑区为第三乡, 江团区为第四乡, 以第二乡之永丰圩为本区政治经济中心。人口分布: 第一乡三千, 第二乡八百, 第三乡三千, 第四乡二千, 总共八千八百。这一区介在兴、赣、万之交, 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 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实际政策的决定, 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 坐在房子里想像的东

[1] 1930年10月初, 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克江西吉安, 进到袁水流域,这时兴国县送来许多农民当红军。10月下旬, 毛泽东在新余县罗坊找兴国县第十区即永丰区的 8 位农民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 随后整理写出《兴国调查》一文。

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这次调查，一般说来仍不是很深入的，但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我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这个调查的缺点，是没有调查儿童和妇女状况，没有调查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没有调查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的状况，也没有调查文化状况。这些本来是要调查的，因为敌人对罗坊进攻了，红军决定诱敌深入的方针，我们的调查会只得结束。下面的材料是这样得来的：由我提出调查的纲目，逐一发问并加讨论，一切结论，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们八个同志的同意，然后写下来的，有些并未做出结论，仅叙述了他们的答话。我们的调查会是活泼有趣的，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有时开至很夜深，他们也并不觉得疲倦。应该深深感谢这些同志。他们有几个是共产党员，但多数不是党员。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于宁都小布圩，整理后记。

兴国调查

毛泽东

1930年，毛泽东依据对8个农民家庭的调查，整理出《兴国调查》一文。图为《兴国调查》的单行本。

一 八个家庭的观察

傅济庭

第十区第一乡人，开小屠坊，没有本钱。五个人吃饭。有二十三石谷田，要交出三石租，留二十石。五人每人要吃七石，共要三十五石，不足十五石，靠屠坊生意补足。每杀一个猪，能赚一元三角左右（现在没有大猪杀了，每个猪只能赚五角左右）。五个人是：父亲（八十岁）、妻子（煮饭，养猪，弄柴火，洗补衣裳，不能耕田）、儿子（五岁）、女儿（一岁）和自己（三十九岁，耕田兼杀猪）。除自己的田以外，又同人家租入五石谷田，每年要请一个月的零工帮忙作田。母亲五年前死了，死的时候用了小洋一百多元，除兄弟出的以外，自己借了小洋五十元债，利上加利，今年已是百五十元了。二十三石谷田中有十七石是自己的，六石是“退脚田”，乃白鹭（赣县属，离十区一乡十里）钟姓的公田。六石每石押去小洋六元，共三十六元，另外每年交租三石（十分之五）。

去年三月革命失败，跑往均村山里，帮人修山。九月红军到兴国，回家，靖卫狗[1]钻山走了，没有分田。今年二月（阳历三月），红军打赣州，二月分田，没有分进来，但三石租不要出了，百五十元债不要还了。同时押金三十六元也没有收回。二月起在村政府当了三个月土地科长，帮人家分田。四月起当赤卫队中队长，有梭镖无枪，当了三个月，六月十五日带队打兴国县的靖卫狗一次。六月

[1] 靖卫狗，即靖卫团，反革命的地方武装。

起，赤卫队改编为红军预备队，当排长，一个多月，当连长。这时第一乡编了二个连。八月打七坊，带队去打，打胜了。这次（阳历十月）出发新余当营长。脱离生产不得，肉帐又没有收好还与别人，要回家去，不愿当红军。

读过六年书，勉强看得清报。

李昌英

十区一乡彭屋洞人。

六个人。自己四十八岁，耕田。妻也四十八岁，心气痛，只能煮饭，洗衫衣，供猪子。儿子二十岁，耕田，很笨，不会算计。媳妇二十岁，每天弄柴烧，不能耕田。女儿十二岁，今年六月嫁出去了，嫁到四十里的吴姓。第二个儿子三岁，今年四月死了。现在只有四个人吃饭。

自己有三十石谷田，借老弟李昌芬二十石谷田。李昌芬因田不好不够开销，往泰和罗坑作田去了。李昌芬的二十石谷田水打得到，只能收十三石谷，要量九石租。李昌芬欠了千二百毛债，九石租，就代昌芬还了利。自己的三十石谷田，因是山田墈，易崩坏，实际只能收十七石，连昌芬田的实收数四石，共二十一石，均水谷（毛谷），七折成燥谷十五石，年好也只十七石罢了。六个人每年要吃四十石谷，不够一半以上，靠番薯帮助，年收番薯三十担左右。喂一只猪，喂到十二月，卖给人家，买油盐回来吃。平时不能吃肉，只有清明（四毛）、莳田（十五毛）、端午（三毛）、吃新（十毛）、七月半（二三毛）、中秋（二三毛）、割禾（二十毛）、重阳（二三毛）、过年（三十毛）才买肉吃。吃新要买十毛钱肉，因为要

请工种番薯。莳田、割禾都要请工。一年要请二十个工。父子二人除做自己的事外，还要帮兄弟老二耕二十石谷田，每年要花费八十一个工（每一石谷，好田要费三个人工，坏田要费四个人工）。因为老二死了，剩下老二嫂，昌英的第二个儿子过继与她，八十个工没有工钱。除做自己的事并做老二嫂的事外，再无余力帮别人做工了。

欠债一千二百毛，欠的义仓上的，每年还利谷七石半（借百六十毛量利谷一石，每石价二十四毛）。每年年终卖猪卖得二十多元，除拿六七元买盐油外，均拿了折了利谷还与义仓。本村新义仓、老义仓各有三十余石谷，共有七十石谷。

今年三月分田，六个人每人分得七石谷，共四十二石谷，即把昌芬那份田完全归了昌英，昌芬欠的那笔帐由昌英还利的，也废除了，义仓上一千二百毛债也废除了。四十二石谷是瘦田，只能收六成，二十五石谷左右，加上番薯，勉强够吃。

今年八月赣西南来公事，重新分过，抽肥补瘦。他家死了一子，嫁去一女，只有四个人了，每人分得六石一桶（四桶为一石），共得谷二十五石。他的坏田拨出一点给人家，人家的好田拨来一点与他，这回分田分得匀净。为什么三月每人分得七石，八月只分得六石一桶呢？因为革命胜利，彭屋洞早先去泰和耕田的农民这时候回来了十二个人，因为泰和那边还没有革命，听到兴国革了命，有田分，都回来，所以本村每个人的田分少了些。

彭屋洞只有易、李、丘、郑四姓，共一百三十多人，没有村政府。

他在乡政府没有办什么事，他的儿子李全坡在乡政府经管彭屋洞方面的军器（梭镖、鸟枪、刀等）。

打兴国，打良口，均他儿子出发；打七坊，打南昌，轮到他出

兴国调查

发。他愿当红军, 只是要请一个月假, 归去买回一牛子, 才好耕田。因为他的一条牛, 今年六月二十七日跌死了, 前年二十三元买进来的, 跌死了卖牛肉卖得了十元, 六月费去十二元买进来一条牛, 七月又跌死了, 卖牛肉卖得了八块钱 (还不曾收拢), 须得再买一个牛子才好耕田, 所以要告一个月假回去一转, 再来当红军。

“叨红军的恩典”, 过去七十块钱一头的牛, 如今只要二十元买得到了。“叨红军的恩典”, 百物都便宜了。油过去二十三元一担 (一百斤), 现在只要十元一担了。谷过去四元一石, 现在一元一石 (三个铜片一升米)。柴过去二十文一斤, 现在八文一斤。肉过去五百三十文一斤, 现在三百二十文一斤。只有盐、布等项大贵特贵。盐过去三百二十文一斤, 现在八百文一斤。布, 过去白棉布一百四十文一尺, 现在三百二十文一尺。

温奉章

十区四乡 (猴迳) 人。猴迳有三百多人, 有一个乡政府。

四个人吃饭。

父亲五十六岁, 脚痛, 一点事也不能做了。母亲四十六岁, 眼睛看不到了, 供猪而外, 不能做别事。自己二十岁, 耕田, 今年三月起当少队大队长, 七月起在乡政府当财政委员, 十月出发打南昌, 代理红军后备队连长。妻十六岁, 煮饭, 弄柴烧, 看牛, 不帮耕田。

自己有八石谷退脚田, 父亲押去多少钱不知道, 每年还租二石半 (燥谷)。本是八石水谷田, 因系好田, 能收八石燥谷, 四个人每年要吃二十八石, 少二十石。从地主租来一百二十石谷田, 不押

钱，要量租。一百二十石均水灾田，实只能收九十石水谷（每年收一次），八折成为七十二石燥谷，要量去五十五石租（租率百分之七十五），余剩十七石，吃食不够。六月至七月收禾，虽然收了禾，还了租去，还了去年的生谷去，随即没有食了，八月九月又要生谷。向富农生，生一年，一石还三箩。每年要生十多石谷。去年生的十二石谷，今年“叨红军的恩典”，不要还了。欠了六十元债，欠大地主刘花让的，每十块毫洋量一石谷利息，现在不还了。幸得能收四十担番薯，三担番薯抵一石谷，共可抵十三石谷。

今年三月，四个人共分了三十二石谷田，除自己的八石退脚田外，分进来了二十四石。分法，即就原耕的一百二十八石（佃人百二十石，自己八石），铲出九十六石与别人，剩下三十二石。铲出去的尽量拿歹田，剩下的都是好田。八月重分，发现他分多了，又太好了，铲出去二石，剩下三十石，又把好田铲出一些，歹田铲些进来。“乡政府分田很公道。”

过去耕百二十石谷田的时候，自己忙得要死，莳田、割禾、种番薯三个时节还要请工。莳田请六七工，割禾请三十多工，种番薯（早迟两次）请三十多工，共要请七十多工，莳田种番薯交伴（我帮你做，你帮我做）十多工还不在内。现在只耕三十石谷田，不但不要请工了，也不要交伴了，自己也不如过去那样苦做了。比方过去苦三分，现在只苦一分，闲空时间很多，在乡政府管财政，办些公事。打兴国，打良口，这回打南昌，他都出发。

读过四年书，标语能认一半，能写帐。

陈侦山

十区二乡指阁寺人。

第二乡共有八百人，乡政府设在永丰圩上。

七个人吃饭。三个兄弟，各人一个老婆，老大一个女。老大二十九岁，陈侦山老二，二十四岁，老三十八岁。老大摆油盐摊子，摊子摆在人家店门口，专卖零油零盐，借人一千三百毛做本，蚀掉了，“搭便革命”，不要还债，摊子不能再摆，现在二十军当兵。老二读过八年书，十九岁以前在自己家看牛，十九岁起学“看地”，看了五年地，在乡政府当宣传员，这次出发，当连政治委员。老三做篾匠学徒，学了三年，现在二十军当兵。老大的妇娘煮饭，弄柴火，种菜。老二的妇娘同做上项各事，现在乡府当妇女赤卫队队长。老三的妇娘才九岁。老大的女二岁。

自有二十石谷田，又租来十石（还租谷五石），老大主持。永丰圩三天一圩，逢圩老大去卖油盐一次，圩毕在家耕田。老大自己耕田之外，每年要请八十个工帮做。

欠债一千三百毛，要利谷十石。每年耕田有谷三十石，还去租谷五石，利谷十石，只剩十五石。七个人除老三帮人做篾不在家外，六个人要吃四十二石，不足二十七石，靠了老大做油盐生意、老二看地赚钱来添补。老三还在学徒期中，不能赚钱。

去年二月起革命，老大老二都参加，老大当农会粮食科长，老二当宣传。几个姑娘子都赞成革命，原因是往常债主逼债，逼得她们过不得年，她们听得抗租、抗捐、抗粮、抗债，心里喜欢，故此赞成老大老二革命。老三是个老实人，人家说怎样他就怎样，这时他没有参加革命。四月，革命失败，靖卫狗来，老大跑往均村帮人修山，老二跑到泰和的冠朝，在那里看地，赚了七八十块钱。去年十二月，红军又占兴国，老大老二回家，又干革命。革命失败时，

被靖卫狗烧去六间房子。

今年三月分田，除自己的二十石谷外，还分进来二十九石，共计四十九石，每人得七石。妇女看见分了田，租也不要量了，债也不要还了，心里不胜欢喜，老二的妇女便高兴地去乡政府当妇女赤卫队长。三月分田尽是好田，八月重分，好歹扯匀，扯去一半好田，扯来一半歹田，还是每人七石，妇人仍是喜欢的。因为妇女自己在政府办事，经常说别人应该好歹扯匀，所以在扯匀自己的田时，她也是赞成的。

老大、老二、老三及老二婆均离家做革命工作，家中只有老大婆、老大婆的女及老满嫂三个女子，都没有耕种能力，所以乡政府派人为他家耕田。派乡中劳力多的去耕，先耕陈家的，后耕自己的，耕得很好。派去耕田的人吃陈家的饭。七个人有四个人吃外边的饭，这四个人的每人七石谷便余了下来，拿了发卖，得了钱买油、买盐、买布。

钟得五

十区三乡（三坑）人。

家里有十一个人。自己二十八岁，读过七年书，在白鹭（离三坑三十里）王姓杂货店里当先生（管账），年薪小洋六十元。连当学徒到当先生共计做了十三年。去年三月红军到白鹭，跟着回家，在家居住。母亲五十七岁，老了，带小孩子。哥哥老八，三十一岁，耕田。老八嫂三十二岁，煮饭、弄柴火、洗衣服，不耕田。两个侄儿，一个九岁，读书，一个三岁。妻二十八岁，煮饭、弄柴火、供

猪子。两个儿子，一个七岁，读书，一个两岁。大侄讨了一个老婆，九岁，带小孩子。一个侄女，两岁。以上共十一个人，只有老八能耕田，他自己能做生意，其余均缺乏生产能力。

自己只有三十石谷田，租别人三十六石，共六十六石。租的田还六成租，还去二十一石六斗，折钱与他，留下谷子。每年能收四十多担番薯。十一个人要吃七十七石，养鸡、供猪、煮酒、请工、待人客等项，每年要吃二十石左右，共需一百石左右，收支相抵，不足二十多石。全家每年盐钱、布钱、工钱、籴谷钱及一切应酬用项共要百五六十元，内中盐钱要二十多元至三十元，布钱要三十多元，籴谷二十五六石每石三元左右共七十多元，此外要应酬费二十多元。这一百五六十元的来源，从白鹭商店付回薪水六十元，红利二十元，种杂粮如豆子等项出十多元，供猪除自己吃肉之外能余十多元，卖松树柴火每年出十多元，共约百二十元，每年须欠债三四十元。他家前共欠债二百多元。

从前有四十六石谷田，十年前卖去七石（价每石十元），前年又卖去九石（每石十二元），故只剩三十石了。老八耕田，劳力还不够，每年要请零工一百二十多个，每工二百四十文，每年要出工钱二十八串多。

今年二月（阳历三月）革命成功，每人分得五石半谷田，十一个人共得六十石零一箩（内自己的三十石）。因为本乡这次分田好歹没有扯匀，现在又要重新分过，目前还未分好。本乡人多田少，每人分五石半，不够食。他家过去每年需食谷百石左右，杂用百五六十元，分田结果得谷六十石零一箩，比革命前之六十六石少五石半。但二十一石租谷不要还了（折钱六十多元），二百多元债的利息四十元（二分息）也不要还了，则是好处。不好处是白鹭王姓的店

倒，他无事做，每年少了八十元（薪水六十元，红利二十元）的收入。两样相比，革命前同革命后差不多。但革命后，杂用减少了许多。蒸酒，为了请工，虽然还要，但可减少一些。布因省穿，也减少了。吃谷不够，虽还要籴入，但谷价大减，七毛钱可以买一石。应酬亦相当减少了。所以从前要百五六十元杂费，现在大概减少一半，八十元一年就够了。（兴国的钱均以毫洋计。）

三月分田，“以原耕为标准抽多补少”。以村为单位，本村人多田少，故只做到原耕不动，并没有抽多补少。目前再分，从别村抽些过来，大概每人能得七石谷，若能这样，食谷就差不多了。

五月，他在乡政府土地科负分配山林的责任（四个分山委员之一），把第三乡的山林都分配了，办法由乡代表会议决，他便去各村分别开群众大会，实行在各村分山。分山多的分田少，分田多的分山少。分田不分山的有，分山不分田的没有，分山的总是分了一点田。五月当赤卫队后备队中队长。六月当独立团的宣传员。此次出发新余，又是当宣传员。第七第八次攻吉安，他都去了。

愿到红军当宣传员。

黄大春

十区一乡茶干村人。

本村有三百九十多人。

四个人吃饭。自己三十六岁，同人家做爆竹。母亲五十四岁，病了九年，做不得事。妻三十一岁，砍柴火挑到白鹭市上去卖（茶干去白鹭十里），卖了钱来买米煮，又要煮饭，又要种菜，又要洗衣服，非常之苦。老弟三十二岁，做篾匠，去年三月去二团当红军，

一去无音信。

家有五石谷田，自己耕了，没有租别人的田。

他帮人家做爆竹，由人家请做零工，一毛四分钱一工，如天天做每月能得四元。老二做篾，一毛子一工，食黄烟，做衣服，没有什么钱多余。

革命之后，爆竹没有做了，老二也不做篾，当兵去了。

从前靠做爆竹，靠老婆砍柴卖，年头做到年尾，弄不得饱饭吃。分了田，吃便够了。欠了陈姓富农的债四十元，把五石谷田作抵押。这个富农非常之恶，革命中被群众打死了。去年三月组织秘密农会，茶干村农会有五六十人，他在农会当交通。去年十一月当赤卫队队长，今年四月当土地干事，六月当红军预备队排长，八月当预备队连长，这回带队下新余。

三月分田，每人只有六石半，都是歹的。又因为原耕下了种，原耕得去六成，新户只得四成。七月（阳历八月）重新分配，每人分得七石，又分来了一半好田。

他是爆竹工人，失了业，老二是篾工，改当红军，故都分了田。别的在业工人，也都分了田，且与农民同数量。这是因为工人虽在业，但业不安定，常怕失业，故要求分田。又因为工人分田自己不能耕，要请人耕，故须与他人同数量。农民开头只答应工人分半田，工人说分半田就要加工价，农民才说“我们准许分全田，你们不要加工价”。

工人分了田，没有牛，要从亲房朋友借牛，没有犁耙，也要借，所以感觉困难。

未曾读过书，只会写帐。

陈北平

十区三乡（三坑）人。

十一个人。三兄弟，每人一个老婆，两个侄子，一父一母，一个祖母。老大，三十八岁，做泥水匠。老二，三十一岁，耕田。老三即陈北平，二十四岁，读过六年半书，在高小读过一年半，在乡教小学五年。父亲六十五岁。母亲六十二岁。三兄弟的老婆在家煮饭、砍柴、种菜、洗衣服，不耕田。侄子一个两岁，一个三岁。祖母九十一岁。

自有三十二石谷田，租人家二十石，还十石租。十一个人有两个吃别人的，小的老的吃得少一些，因此每年六十石谷就够食，收入只有四十二石，不足约二十石。此外还有杂用，蒸酒啊，请匠工啊，买油盐布匹杂货啊，婚丧季节送礼啊，等等，每年要用百二十元左右。靠了老大能入工资五十元左右，老三教书薪水五十元左右，山里棕、柴、竹、木等项出得二十元左右，每年牛婆生一牛子，能出二十元左右，共约百四十元左右，以供杂用及补食谷之不够。

欠债八十元毫洋。

去年祖母、母亲、大嫂、两个侄儿都死了。剩下三兄弟，老二、老三各一老婆，加上老大的岳母，现在六个人吃饭。

三月分田照九个人分（那时有新生儿子一人，新生侄子一人，新讨大嫂一人，但今年下半年便都死了），每人五石半，共四十九石零五斗，自己有三十二石，分进来十七石五斗，都是歹田。目前重分，业已调查清楚，还不曾实行分配。

地主富农倒，不造房子了，老大失业，改了耕田。新办乡村人

兴国调查

民学校,老三还有书教,照政府工作人员一样,每天一毛子伙食费,没有薪水。老三(陈北平)三月在常备队当政治委员,四月在乡政府当宣传员,五月在乡政府当文化科长,六月在乡政府当秘书,闰六月回家教书,九月下新余当预备队第二连政治委员。

打黄塘,打浪川,老大老二都去了。

雷汉香

十区第三乡(三坑)人。

五个人吃饭。三兄弟,一个母亲,一个大嫂。老大四十三岁,一分帮人做雇农,二分自己耕田。老二三十九岁,二分做雇农,一分自耕。雷汉香是老三,二十五岁,泥水匠学徒二年,回家做雇农。母亲七十岁。大嫂三十四岁,煮饭,弄柴火,种菜。

自有七石半谷田,租公堂四十四石谷田。公堂田还租六成。

欠债千二百毛,二分息,借了同乡富农雷祖荣的。

老大老二替别人做零工,在家做事的时间,老大三分之二,老二不过三分之一。老三差不多全部时间替别人做零工。老大当家。

自己的七石半谷田,年成不好,只能收六石。公堂的四十四石只能收七成,计三十石。收成虽减,租不能减,仍要交四十四石的六成租,计二十六石。作一场田,只剩四石谷吃。连同自业的六石,共不过十石,食谷差得很多,又要还二百四十毛利钱,使得一家困苦不堪。

补足生活之法,第一是靠老大、老二尤其是老三帮人做工赚点钱回家。老三每年帮人做二百二十工左右,老大每年帮人做三四十工,老二帮人做百七八十工,合计帮人做四百二三十工。这些工

中，平时每工二百文，割禾、摘木梓每工五百文，共计每年工钱约四十元左右。第二靠种番薯，每年出得四十多担，抵得十多石谷。第三靠种番稻（即晚禾），每年出得十多石谷，这是不要还租的。种番稻就不能种杂粮。第四靠供猪子，每年供得两个，每个可出二十多元，共四十多元，除掉自己吃一半，可剩二十多元。

照上面的计算，共可收入三十多石谷子，六十多块现钱；支出方面，只有三个人的吃食（三兄弟约有两个吃人家的饭，只有一个吃自家的饭，加上两个女子，共三人），和二十四元的利息，相抵有余，用作油盐杂费，应该不至很苦。为什么他家还是很苦（简直没有什么好东西吃，长日吃番薯丝拌饭，穿也没有好的）呢？第一个原因，是他们三兄弟都好赌，特别是老二总是赌输。第二个原因，是老大嫂好吃懒做，在家闹得天翻地覆，弄得三兄弟都懒得做工，猪子也被她打死了。第三，一连死了两头牛，一个吃硝水吃死，一个跌死，家运不济，大背其时。有这三个原因，所以他家总是苦。

三月分田，每人分得六石半谷，共三十二石半。即从原耕五十一石半中（自有七石半，租人四十四石），抽出十九石给别人，其余归自己。不过抽出去的十九石，都是山边瘠瘦每年只能出一道的歹田，留下来的都是每年可出两道的好田。

要重新分配，调查好了，尚未实行。

三月分田抽出去的十九石，因为这田彼时即归新户耕种，故十九石谷，都归新户得。别家分田抽出部分的收获，原耕六成，新户四成，乃因本届田禾新户完全不理，施肥下力仍托原耕，所以收获时新户愿以六成归之原耕，原耕愿以四成归之新户，好象原耕对新户完租四成一样。

老大在本乡赤卫队当兵，打七坊打黄塘都出发过。老二当赤卫

队班长。老三开头在赤卫队当兵，后当排长，这回出发新余当连长。

二 本区旧有土地关系

一 田地分配

照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圩一带的土地情形来说，旧有田地的分配如下：

地主 百分之四十

公堂 百分之十（为地主富农所共有）

富农 百分之三十

中农 百分之十五

贫农 百分之五

二 人口成份

兴国第十区人口成份大略如下：

地主 百分之一

富农 百分之五

中农 百分之二十

贫农 百分之六十

雇农 百分之一

手工工人 百分之七

小商人 百分之三

游民 百分之二

依上所述，真正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人数不过百分之六，他们的土地却占百分之八十。其中富农占去百分之三十，公堂土地又有许多在富农掌握中，若不平分富农的土地，多数人土地不足的问题便难解决。中农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土地却只占百分之十五。平分土地，中农是需要的，因为他们土地不足，平分土地对于他们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土地。那些平分要损及中农的说法是不对的。

此处人口成份的分析，是以家为单位，不是以个人为单位。雇农百分之一是指完全的雇农，那些贫农兼雇农的虽为数不少，不在此例。小商人百分之三是指完全的小商，那些半农半商的不在此例。游民百分之二是指完全失业靠赌钱做土匪等为生的一群人，那些半失业的不在此例。

为什么地主人口只占百分之一？因为本区占有土地的地主，多住在邻县之白鹭区、田村区及本县之县城的原故。若把他们算进来，大概地主阶级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二或三。

三 剥削状况

第一种 地租剥削

一乡（凌源里）、二乡（永丰圩）、四乡（猴迳）地租均是百分之五十，三乡（三坑）大部分百分之六十，小部分百分之五十。因为一、二、四乡有水灾，又有旱灾，收成常不好，故租较低。第三乡没有水旱灾，故租较高。

为什么一、二、四乡有水旱灾，第三乡没有水旱灾呢？因为一、二、四乡是塅田，那一带的山都是走沙山，没有树木，山中沙子被水冲入河中，河高于田，一年高过一年，河堤一决便成水患，

久不下雨又成旱灾。第三乡多是山田，田高于河，虽田亩很小，却雨不怕水，晴不怕旱。

走沙山是没有法子种树的。

本区的田年种一次，种番稻的不足百分之五。少数番稻及杂粮不收租。

第二种 高利剥削

一、钱利。分为两个阶段。民国十六年以前要三分利（百元年利三十元），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借到的，有田有山有屋作抵才可借到。民国十六年后“世界起变化”，把钱出借的就很少了。

在本区居住的纯粹地主极少，地主多住在赣县的白鹭、田村一带，不过土地在本区。富农是多的。因此本区贫农向地主借钱的完全没有，向富农借钱的占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则向公堂借。中农不要借钱，雇农不能借钱，要借钱而又有抵押品能借钱的，只有贫农。另一方面，把钱出借的主要是富农。因此，土地革命中贫农与富农的决斗，无疑要剧烈的。富农也有时向地主借钱，几百元千把元一借，利较轻，一分五到一分八。富农这样成趸地借了来，再几十元一注地借与农民，收得抵押品，榨取高利息。这样，富农就做了地主剥削贫农的中间人，因此富农和地主的利益是分不开的。

公堂，本区多数把持在劣绅手里。这种劣绅，大半家里有些田，但不够食。他们不是富农也不是地主，而是劣绅。因不够食，所以要把持公堂，从中剥削。一乡、二乡及四乡的公堂，劣绅管的占十分之六，富农管的占十分之四。第三乡，民国以前，劣绅管的最多，因为那时公堂要有功名的才能管得。民国以后，富农管的最多，与一、二、四乡恰好相反，十分之六是富农管，十分之四是劣

绅管。贫农向公堂借钱时，利比向富农借稍轻，富农利二分四，公堂利二分。公堂借钱一样要抵押。公堂索债比富农还要厉害，期满利钱不清，牵牛赶猪，下田割禾，都做得出。借富农的，到期利钱不清，同他讲明，利上加利，下年一同还他，或由他将抵押的田山租与别人耕种，收得租子抵偿利息。富农目的只在图利，所以期限有时还能通融。

钱利中有一种最挖苦的，就是月子利。这是流氓借了去做赌博用的，一月为期，一元还二元。但不常有。

二、谷利。借谷叫做“生谷”，富农的，利很重，公堂义仓的，利较轻。富农借谷与贫农，不论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借的，或是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借的，七月割禾还与他时，都要百分之五十的利，就是一担谷还三箩。十一月借，七月还，没有一年；一二月借，七月还，只有半年，三月借，七月还，仅四个月。为什么要这样重的利息（比钱利重得百分之二十）呢？因为冬春两季，谷价大贵，较之秋天贵一倍，秋天每石一元半的，冬春常是三元。因此，富农要将谷价所失，加在利息上面。他还只愿卖谷，不愿借谷。因为利息即使高到百分之五十，还不如冬春把谷出卖来得有利。贫农向富农借谷，要有好大的人情，才办得到。富农一百石谷，卖的九十多石，借的不上十石。茶干（第一乡）的富农陈凤鸣，贫农黄大春同他借谷（民国九年四月），他不肯借，同他借钱转而同他买谷，他就肯借。

贫农借钱，由富农借出的占百分之八十，公堂义仓借出的占百分之二十，地主直接借出的没有。贫农借谷，由公堂义仓借出的占百分之九十，由富农借出的占百分之十。由此看来，富农是完全的剥削主义，公堂义仓确实还些周济之意。

兴国调查

公堂亦大部是剥削主义。公堂谷子,第一乡出卖的百分之八十,出借的百分之二十。第二、三、四乡都是出卖,几乎没有出借的。惟独义仓的谷子,是全部出借,没有出卖的。本区义仓,各乡都有。第一乡(人口三千)有四个义仓,八百石谷。第二乡(人口八百)有五个义仓,五百石谷。第三乡(人口三千)有六个义仓,四百石谷。这三个乡共有十五个义仓,一千七百石谷,几乎每村有一个仓。只有第四乡(人口二千)仅一个义仓,一百石谷。本区贫农度荒月,全靠义仓借点谷食,靠富农借谷是无望的。义仓借谷利息百分之三十,虽较富农借谷为轻,但要抵押是很严格的,铁器(犁耙)、锡器、银器、棉被、帐子、衣服等,均可作抵,总要一样。只有第一乡之洋坊村义仓借谷,不要抵押品,只要找邻户写张“顶票”,担保本利照还。义仓的谷是由地主、富农、中农捐集的。他们捐集谷子起个义仓,荒时寒月接济贫民,是和缓贫民暴动的一个改良欺骗政策,不明白的却在那里颂他们的恩德。义仓的谷,除地主、富农、中农不能借也不要借外,贫农、雇农、工人、游民都可以借,只要有抵押,或能写“顶票”。

生谷厉害,“捡新谷钱”更厉害。二、三,四、五等月,贫农没饭吃了,向富农捡新谷钱。当时谷价三元一石的,一元五毛一石捡了新谷钱,七八月间交谷,这时谷价总是二元左右。拿这时候市价说,并不算怎样厉害,问题就在贫农把谷子廉价交出去了,明年春夏之间,望着富农拿了卖贵价,三元一石。富农一元五买进来,三元卖出去,利息百分之百,比之利息百分之五十的生谷,不更厉害么?

三、猪利。本区没有。

四、牛利。各乡都有,但不多。富农把牛婆借给贫农,贫农喂

养此牛拿了耕田，每年出利谷一担半（三箩）给富农。生了牛子，贫农富农各占一半。一、二、四乡富农十家中有三家把牛出借，叫做“税牛”，第三乡十家富农中只有一家有牛出税。牛也会病死、跌死，所以这种牛利是不见得很稳当的，富农不很努力放这种利。又怕贫农喂养不好把牛弄瘦，又怕贫农把牛劳动过度，又怕盗贼偷去。所以贫农向富农税牛，要很有人情的才能税到手。

五、油利。贫农有油山的，五六月间，无米煮了，向富农借钱买谷吃饭，把新油出卖。五六月间油价每担（百斤）二十五元的，作十二元出卖，少的只作十元，九月交油，不得短少。即是六月同富农借十二元钱，九月要还一担油与他。九月油价普通总是十七八元一担，高的要卖二十元，低的也有十五元。假如六月借十二元，九月油价是十八元，其中六元即算四个月的利钱，就是百分之五十的利率。假如九月油价是二十元，利息就是八元，百分之六十七的利率。富农九月收了油，藏起来，等到明年四月至八月油缺时候，运下江口，运下赣州府，起码卖得二十五六元一担，价顶高时卖四十元一担的也有。前年六月，第一乡农民到白鹭买油，一元钱（十毛）只买得一斤十二两。这虽是买零油，但若集合起来，要五十七元才能买一担油。去年六月一元钱买二斤半，也是四十元一担。若照此例计算，贫农今年六月卖给富农一担新油得十二元，到第二年六月就要损失二十八元之多，简直是百分之二百以上的利。这种油利不但重，而且很稳当。九月起到十二月都是贫农打油时候，富农不怕贫农“走空”的，就放心让贫农把油送到家里来；怕贫农“走空”的，自己到贫农家里守着打油，亲自取回。

油利就是这一种形式，从贫农方面说来，叫做“捡新油钱”，从富农方面说来，叫做“放新油钱”。富农把油出借的事（不是放新油

兴国调查

钱）非常之少，但也间或有。今年十二月贫农向富农借一担油，卖得二十元，明年油价贵时，还油一担，或照市价折成钱还去，不要利息。这等于贫农为富农收藏这一担油，所以不算恶利，要与富农有人情的，明年靠得住有还，才能借到手。贫农借这种油，或因死了父母，或为讨妻子，或为其他紧急用途，向有知交的富农借钱，富农说我没有钱，只有油（或者说只有谷），就这样借了油来，发卖得钱，以济急用。明年油贵时节，债主要油，借主就从市上买了油去还他。债主要钱，就照当时市价折了钱去还他。这种借油法，叫做“扯油”。

不论前一种捡新油钱，或后一种扯油，都是不多有的，只在有油山的地方才有。在有油山的地方，如兴国第十一区（均村一带），那一带的贫农耕油山的多（贫农自有油山很少，多是向地主富农租的）。百家耕油山的贫农，捡新油钱的占二十家。均村一带的富农，油利剥削很厉害。在那一带地方，贫农向富农扯油的，百家之中，不过一二家。

六、当利。分大当小押两种。大当，本区没有，田村、白鹭才有，月利五分。当一百文，月利五文，当一千文，月利五十文，当一元，月利五分，都拿小洋计算。十月为期，到期不赎，延一个月死当。月利百分之五，即年利百分之六十，这种剥削非常厉害。贫农、雇农、工人、游民四种人中，进当铺的很多。这四种人，一百家中有六十家进当铺。抵押品，铁器、锡器、银器、蚊帐、被窝、衣服，都要。本区跑到白鹭去当东西的，非常之多，占贫苦群众百分之六十。白鹭开当铺的是兴国县城人，十一个月死当，当铺老板把抵押品运到兴国城去拍卖。抵押品值三元，当一元五。但当铺老板的目的是利息，不在拍卖抵押品。

小押，本区各乡都有，富农干的，不开门面，也不经常做，只是贫苦工农苦得很时，拿了东西跑到富农家里，求押点钱，间或有之。贫苦工农一百家中，有十家当小押的。为什么当大当的多，当小押的少呢？因为这种干法名誉太坏，并且本乡本地人太熟了，抵押品虽拿了来，贫民总想求情多当几文，富农也不便苦争。因此，富农多不十分肯干这件事。小押的利息与大当同，但日子很短，由富农讲，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到期不赎，作为死当。

这次到调查会的八个人中，陈北平、钟得五、傅济庭、陈侦山四家不曾当过东西，温奉章、雷汉香、黄大春、李昌英四家都当过。温奉章每年要当一次，四五月间当了籴米煮，去年还当过一次。去年四月，把铁耙一架、酒壶两把，当到白鹭恒兴当铺，当了小洋二元四角，拿了回来籴谷子一石，十二月赎了回来。雷汉香家也是年年要当。老大老二当的不说，单说老三雷汉香，去年正月当过一回，单长褂一件当一元，锄头两把当六毛，未曾赎回。六月又当过一回，一把泥刀当三毛，一个“洋头子”当五毛（都是老三做泥水匠的用器），也不曾赎回。李昌英去年以前没有当过。去年二月起革命，去游击大队工作，白匪来，跑往白鹭，妇娘子在家没有饭吃，当了棉袄一件，得钱一元二毛。革命再起，未曾赎回。黄大春去年以前未曾当过。去年五月，爆竹不销了，无人请作爆竹，没有饭吃，当了棉被一床，得钱一元五毛，当给本村富农钟块子。今年七月全县革命，白鹭红色游击队到本村，贫民起暴动，捉了钟块子到白鹭杀死，棉被取回。这个钟块子的父亲好，肯周济贫民，故群众不曾杀他。钟块子在唐江开爆竹店，学会一手打，打得几十个人开。把他杀掉，人人称快。他的田平了，又罚了他家三回款，罚了好几百元。

七、盐利。很厉害。因为兴国的盐,都是从广东来的,贫农兼做盐生意的颇多。本区百家贫农,有十家兼去挑盐。没有本钱,向富农借,收买鸡挑往嘉应州(广东梅县),一担鸡去,一担盐回,借洋一元,还盐一斤做利。时间不过二十天或一个月,一斤盐价一毛二三,即一个月间,借本一元,要还一毛二三的利。民国十六年以后,革命的一天多一天,一般利息减下来,减到二分四,盐利也没有了。

第三种 税捐剥削

本区除钱粮以外,对于农民没有什么直接的税捐。

三石谷田为一石“秧租”,完粮四分四厘(银子)。完粮,每银一两,折大洋三元六角。四分四厘折大洋一角五分八厘四毫,这是一石秧租田的粮价。一石秧租田,就是现时三石普通田,所以现时普通一石谷田要完粮大洋五分二厘八毫。本区去年谷价每石小洋三元,折铜元六串。每大洋一元,折铜元二串八百。大洋五分二厘八毫,折铜元一百四十八文,能买谷二升半弱。这即是说,兴国现时一石谷田,每年要完粮二升半。但本区一石谷田,实际只能打七斗谷(收七成),这样就是七斗谷中要完粮二升半,约完去百分之三点五。

本区除钱粮外虽无别的直接税捐剥削,但本区去广东做盐生意的却要受沿途各种税捐剥削。中农或贫农做盐生意的,从本乡收买鸡七十斤,三毛二分钱一斤。一担挑到嘉应州,讲银子,从前每斤价银三钱零,有时高到四钱一斤,今年价高,每斤高到四钱八。每银七钱四分折大洋一元,银四钱八,折大洋六角五,折小洋九毛一,除去本钱三毛二,每斤鸡能赚小洋五毛九。七十斤鸡能赚小洋

四十一元三。为什么今年嘉应州的鸡价特别高呢？因为革命，赣南各县的鸡去的少了，所以价钱大贵起来。

四十一元三毛赚项中，要除去沿途的开支。第一是工钱，往年十天可到嘉应州，如今红色区域与白色区域相间，许多地方要绕路，至少要十五天，每天工钱二毛五，十五天共三元七毛五。第二是吃伙食、吃黄烟、吃茶水、穿草鞋，每天至少要四毛五，十五天共要六元七毛五。第三是鸡食谷，七十斤鸡每天吃谷子三毛，十五天共要四元五。第四是厘金，从兴国到门岭不抽捐，到门岭要过厘金，每担鸡大洋一元（折小洋一元四），门岭过去不抽。第五，还要加上在本区收鸡的用费，每一担鸡要费三天，工钱、伙食、买鸡笼，共费二元。以上五项开支，共要十八元四毛。四十一元三毛，除去十八元四毛，每担鸡实赚二十二元九毛。

一担鸡去，一担盐回。今年嘉应州买盐，大洋一元买十八斤。过去嘉应州盐每大洋一元只能买十四斤，去年还是这样。今年因革命发展，盐销停滞，所以便宜了。挑一担，八十斤，价钱大洋四元五，折小洋六元三。盐挑回兴国，今年五六月间盐缺万分，因此价涨，小洋一元，只买得二斤半。照这时市价，八十斤盐，卖得小洋三十二元，除去本钱六元三，赚得小洋二十五元七。

但二十五元七赚项中，要除去沿途开支。第一是工钱，十五天，三元七角五分。第二是吃伙食、吃黄烟、吃茶水、穿草鞋，六元七毛五。第三是厘金，吉潭、门岭、白埠、钓鱼潭、会昌、花桥六处，门岭要过厘，其余五处要验票。过厘，从前每担盐六七毛，如今要大洋一元，五处验票，每处大洋二毛，合共要大洋二元（折小洋二元八毛）。以上三项开支，共计十三元三毛。二十五元七，除去十三元三，实余十二元四。

一担鸡去, 赚二十二元九, 一担盐回, 赚十二元四, 共赚三十五元三。时间一个月。过去鸡盐两项生意, 赚钱赚不到现在这样多, 但比较靠得住, 不要绕路, 时间只要二十天可往返。现在赚钱较多, 但路上不安靖, 民团、靖卫团时常搜抢客人身上的钱 (卖掉鸡的钱只以一小部分买盐, 大部分带在身上)。虽不要盐, 但时时要捉鸡吃, 仅不至于杀人。虽然如此, 去做生意的人并不减少。

五六月盐贵, 每元二斤半。现在 (十月) 盐便宜些了, 每元三斤十二两, 这是因为江口、大湖江两处打开, 赣州可以来盐了。比之未革命时, 依然是很贵的。未革命时每元六斤四两, 比现在 (十月) 差不多便宜一倍, 比今年五六月差不多便宜两倍。

三 斗争中的各阶级

一 地主

第一乡地主均在兴国城及白鹭, 不在本乡, 租要送到兴国城、白鹭去。在本乡有田、在白鹭住家的大地主有四至五家, 每家收租千多石, 有在白鹭开店的, 有在南昌、赣州干事的。在兴国城的有一家, 收租千石, 在城内开恒春号洋货店, 在赣州也有店。

第二乡有三家地主, 每家收三百多租, 均在本乡住。刘月林,三百租, 自己不耕。革命中杀了他家两个人, 月林之子老大老三,都是靖卫团分团总。革命后还有十人吃饭, 分了田, 服从政府。杜喜猷, 自耕二百谷, 收三百租, 二十多人。杜喜猷, 四十岁, 去年二月参加革命, 今年二月红军来, 首先自动拿出契来烧, 田都平了。杜在政府办事, 当宣传。谢文林, 三十个人, 自耕五百谷, 收

一百租，与杜喜猷是亲戚，自愿烧契分田，现在乡政府当财政科长。他家六兄弟，五人耕田，还请四个长工，在本乡第一发财。他家无一人识字，很老实。（谢文林其实是个大富农。）

第三乡有两家地主。曾锡群，分为五家，共收一千多租，自己不耕。五家共二十多人。著名大地主，反革命。男子都跑了，留下女人小孩五六个，每人也分了田。屋烧了。他家的人未曾杀到，他同姓替他当走狗的杀了两个。谢远香，四百多租，自己不耕，二十多人，反革命，跑了，不曾杀到人。

第四乡，王润兰，大地主，四百租，又自耕二百谷。油山很多，均自耕。反革命，靖卫团总，杀了许多工农，烧了许多工农的屋，跑了。刘家洪，三百谷，自耕一百，出租二百，五个人，反革命，与王润兰、曾梅喜共起靖卫团。刘家洪和他的儿子均被杀。曾梅喜，收一百租，自耕百多谷，是个富农，五个人，靖卫团副总，杀死工农多人。贫农高老狗被他杀死，“魂魄在他家吵闹，曾梅喜和他的父亲均被鬼缠死了”。谢传珍，六百租，自己不耕，五六个人。谢传珍被第三区捉去交区政府看押，尚未杀，家财抄了。

二 富农

第一乡共十二家，其中七家反革命。七家中有两家杀掉了家长，其余五家壮丁都跑掉了。跑的家中均被抄，锅子都有被抄的，杀了家长的两家没有抄。七家女人、老人、小孩均未跑，分了田，女人有些与别人结婚了。被杀的一家刘能昌，他的儿子刘述尧，二十多岁，参加革命，出发新余当班长。一家叫陈凤鸣，屋烧了。十二家中有五家不反革命，捐了款子，平了田，进了赤卫队，做革命

兴国调查

工作也努力。其中徐昌函，四百谷田，大部自己耕，小部出租，十多人，还有很多钱放利，被游击队罚了七百元，家里未被抄，谷子未分掉，田分掉了。徐昌函二十六岁，去年二三月即参加革命，今年三月起做少年先锋队指导员，后到赣西南政府做工作（不知做什么工作），八月回乡在区政府又做少先队指导员，被人咬为AB团，押起来了。凌月波，四百谷田，均自己耕，十二个人，儿子凌霄汉，是个“毕业生”，在村政府当秘书，罚了他百多元，依然当秘书，有人咬他是AB团，押到区政府两个多月，许他自首，放了。谢忠节，二百多谷，大部自耕，一部出租，八个人，最近乡政府把他捉了，要罚他钱，还未放。以上十二家富农中，七家是积极反革命，五家虽表面参加革命，却有两家是图谋反动的AB团，剩下三家，一家也被捉了。

第二乡有富农九家，陈先为、梅嘉生、杨祖莲、谢钟玉、谢文林、陈衮伟、王正科、邹相春、谢良慈。陈先为，二百谷，自耕百二十石，出租八十石，有钱放债，十多人，剥削很厉害，反革命。陈先为跑了，三个儿子都杀死了，抄了家。梅嘉生，其实是小地主，百多谷，均出租，有钱放债，做布生意，反革命，当靖卫团的指挥。梅嘉生和他的母亲，又一个长工，均被游击队杀死，家抄了。杨祖莲，百多谷，自耕出租各一半，反革命，AB团的暗杀队长，七月区政府把他杀了。谢钟玉，也是小地主，均出租，有钱放债，反革命，AB团团总，平素是个劣绅，八月十七日区政府把他杀了。谢文林，六百谷，自耕五百，出租一百，三十个人，六兄弟，五个耕田，还请长工，本乡第一财主，是个大富农。与杜喜猷是亲戚。自愿焚契分田。全家三十多人，均不识字，颇老实，现在乡政府当财政科长。陈衮伟，二百谷，自耕出租各半，有钱出借，二十

个人，参加革命，八月被人咬为AB团，区政府把他捉起了。王正科，二百谷，自耕多，出租少，反革命，当靖卫团，今年五月被杀。邹相春，百六十石谷，出租一百，自耕六十，七个人，参加革命。他的儿子邹丽东，当区政府文化部长，还忠实。谢良慈，四十石谷，均出租，在永丰圩开杂货店。起头参加革命，在第二乡乡政府管财政，侵吞八十多元，撤了他的职，罚他出百五十元。有一天开民众大会，他就着人家的现成笔墨，连写两个反动标语：“巩固苏维埃政权定要AB团改组派”“拿下赣州吉安定要AB团改组派”。捉了他拷问，供出当AB团秘书，八月十七日把他杀了。以上九家富农（中有三家小地主，一家小商人），七家反革命，只有两家是革命的。

第三乡，九家富农，谢九璋、毛世楫、雷永霞、陈凤鸣、姜滔书、邱福田、邱世礼、邱质魁、谢益星。谢九璋，四百多谷，自耕二百多，租人二百，八个人，放高利，反革命，乡下称霸王，当土棍。革命起来，全家跑了。毛世楫，二百多谷，均自耕，放债，早前二十三个人，现在分为四家。孙子毛章平，二十二岁，中学生，AB团团总，捉起了。雷永霞，二百多谷，自耕五十石，租人百多石，有钱放债。早前走了，乡政府捐了他二百多元。他回了家，乡政府叫他去红军学校，没有考进，乡政府又叫他进了兴国县的教导队。年二十一岁，高小毕业。陈凤鸣，百多谷，均自耕，七个人，无钱放债，因为他的儿子在赣州读书要用钱，反革命，AB团的秘书，杀了，抄了家。姜滔书，百多谷，均自耕，有钱放债，十个人，参加革命，捐了他百二十元。邱福田，百多谷，自己耕，稍有一点钱放债，五个人，反革命，自己跑了，妻子跟了别人。邱世礼，百三十石谷，自耕四十石，租人九十石，吃大烟，无钱放债，反革命，本人跑了。他的妻乡政府叫她嫁别人，房子做了乡政府办公地。邱质魁，百五十石谷，自己耕，有钱放债，六个人，参加革命，儿子编入赤卫队，捐了他六十元。谢益星，二百谷，自耕出租各半，有钱放债，十二个人，AB团，捉起了。他的第四个儿子跑了，还有三个儿子在家。以上第三乡九家富农，六家反革命，只有三家尚未反革命。

第四乡，刘家洪、曾梅喜两家富农，均是反革命（见前地主节）。

本区四个乡，第一乡十二家富农，九家反革命；第二乡九家富农，七家反革命；第三乡九家富农，六家反革命；第四乡两家富农，均反革命。四乡共计三十二家富农，二十四家反革命，余八家现虽尚未反革命，也不知将来怎么样。

富农的田是很好的，和地主的田、公堂的田一样的好。他们买贫农的田总是要买好的，贫农也不得不把好田卖给他们，因为若卖歹田，要几亩才抵得一亩的价。他们放债与贫农要抵押，也要好田不要歹田。因此，好田一天一天集中到了富农的手中。

革命初起，如今年二三月间，富农投机加入革命的颇多，乡区苏维埃中富农及其走狗占去百分之三十的位置。四五月间，举行反富农宣传周，把他们打下去。到现在，本区只有两个富农办事了（一个是谢文林，在第二乡苏当财政科长；一个是邹丽东，在区政府当文化部长）。

三 中农

中农在土地革命中是得利的。第一，中农在土地上不但不受损失，而且多数于平田时是平进了的。本区中农人口占全人口百分之

二十，土地只占百分之十五，故本区中农平田时平进的多。虽然也有平出去的，却是极小部分。

第二，过去讨一个老婆要费二百元内外，几乎等于中农的全部家产，所以中农讨亲很不容易，为了讨亲而欠债的很多。假若一个妻子死了，再讨一个就非常之困难。现在婚姻自由，一个钱也不要，这是很大一个利益。

第三，过去中农人家，老人死了，起码要用五十元、一百元，百多元的也要用。过去中农因为死爷死娘，负债破产是常有的。现在迷信习惯破除，死了人埋了就是，一点钱不费。

第四，过去牛贵，跌死一条牛，卖得十元八元牛肉钱，要加上十多元钱，才能买回一条牛。现在跌死一条牛，卖牛肉虽仍只卖回十元八元，却只要加上三四块钱就可买回一条牛。

第五，地主富农权力被打倒，礼节废弃，迷信破除，送情送礼、香纸蜡烛都不要了，也可节省一点用项。

第六，除上述五项经济利益外，尚有政治上的利益，算是最重大的利益项。过去，中农在地主富农统治之下，没有话事权，事事听人家处置；现时，却与贫农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中农在乡区两级苏维埃中担负工作的，约占百分之四十。内中完全不欠债的占百分之十，稍许欠一点债但家计仍然敷得下去的占百分之三十。

中农参加革命很勇敢，和贫农一样“出发”（谓编在自卫军中，有时要出发作战），一样放哨，一样开会。

本区中农，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土地占百分之十五。中农的土地虽然要比贫农的好些，比富农的却差得多。大概中农的土地，好的歹的各占半数。

四 贫农

革命后，贫农取得利益如下：

第一，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

第二，分了山。过去贫农是少有山的。第一、第二两乡贫农百家中，三十家有山，七十家无山。第三乡（三坑）靠近均村，那块山多，故贫农百家中七十家有山，三十家无山，那块的山多是油山。第四乡贫农百家中，五十家有山，五十家无山。各乡贫农有山的，每家山数量亦很小。本区的山，一、二两乡因走沙山多，故地主只要田，不要山，富农、中农、贫农各占山之一部。第一乡山的分配是：富农百分之四十，中农百分之四十，贫农百分之二十。第二乡山的分配是：富农百分之五十，中农百分之三十，贫农百分之二十。第三乡因油山多，山里有出息，故地主要山，但仍以富农占的山为最多。其分配是：地主百分之十五，富农百分之五十，中农百分之二十，贫农百分之十五。前面说第三乡贫农百家中七十家有山，但这七十家所占山的数量不过百分之十五，每家只有一点点。第四乡山的分配是：地主百分之二十，富农百分之二十，中农百分之五十，贫农百分之十。没有山或山太少是贫农一大困苦。（一）没有柴火，或柴火不足，要向人家山上采芦茅。（二）不能伐了松柴挑到市上去换油盐，只能挑芦茅去换油盐，三担芦茅才抵得一担松柴。（三）没有木头起房子，做用器。（四）没有油山或油山不足，就没有油吃，或油不足吃。现在分了山，且和分田一样照人口分，每家每人都有山了。虽然各乡山有多的有少的，各乡人民分山，有分多的有分少的，但即使那个少山的乡，每个都分了一点山，因此解决了贫农的困难问题。贫农为了需要，是坚决主张分山的。为了

生产，亦非分山不可。过去山多人家，因为人力不足，有些荒了，有些修理不好。人力足的贫农大群众，因为无山，便把人力闲置起来。现分了山，贫农大力用到自己的山上，生产便会大大地增多。

第三，革命初起时，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贫农不出钱挑了谷子吃。白鹭（大地主集中的地方）并按人口平分了，贫农吃到割禾时还吃不完。

第四，革命以前的债一概不还。三月革命初起时，上头的公事说，商家的帐要还，会帐要还，贫苦工农互相的帐要还。六月十几（阳历七月）赣西南（即指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又来公事，说一切不要还了。本来从三月起，便是一切都不还了，不过不还虽然是事实，而上述三种债要还，却尚是一种道理（尚成一种理论）。六月以后，连这道理都推翻了。贫农十分拥护这种办法。为什么贫农主张连那三种都不还呢？（一）商家的帐。大商家多半跑了（白鹭三十五家商店，十家大的都跑了）。小商家（如白鹭之二十五家小商店）虽多少也有些货帐在工农手中，但小商家多半欠大商家的帐，欠地主的帐，欠富农的帐。贫苦工农不还小商家的帐，同时小商家也不还大商家和地主富农的帐，两者比较，小商家还较得利。因为小商家欠大商家和地主富农的帐，比他放给贫苦工农的帐为数要多些。

（二）会帐。为了讨亲，为了还帐，邀定亲戚朋友打一个会，这些亲戚朋友不是中农就是富农，取消会帐是无伤的。虽然打会是出于友谊扶助，但起会是贫农，还不起，取消是应该的。即使二会三会是富农接了，取消不还也有理由，因为富农接了会，把钱放利放到别的贫农手中去，贫农现在不还他了。并且他的全部家产，充公的充公，捐款的捐款，已经闹空，所以不还也是应该的。至于地主富农为剥削贫苦工农而打的会，本区没有。（三）贫苦工农相互的帐。革

命了，“你是贫苦的，我也是贫苦的，我拿什么还你呢？”这样就答复了这个问题。所以一概废债是最正确的。

第五，吃便宜米。今年正二月，谷价每石四十六毛，三月开始革命，每石二十毛，六月至今（阴历九月）每石七毛，以七毛与四十六毛比，便宜五倍半。谷贱，在贫农分了田已经耕种收割以后，自然有相当的不利，但在革命开始尚未收割的数个月间，谷贱于贫农是有利的。

第六，是“由”了老婆（江西农民把婚姻自由的“由”字变成动词，使之区别于旧时强迫的买卖的婚姻，通用于全苏区农民中）。过去讨老婆非钱不行，因此许多贫农讨老婆不到。即讨，不是带童养媳，就是要到好大年纪。若是讨了老婆又死了，再讨就非常困难。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

第七，死了人不要用钱了，埋了就是。

第八，牛价便宜。没有牛容易买到，死了牛容易买回。贫农的牛力是很缺乏的，以贫农百家论，本区每家一条牛的只有十五家，两家共一牛的四十家，三家共一牛的十家，四家共一牛的五家，无牛的三十家。在这种情形之下，牛价便宜是贫农的利益。

第九，应酬废弃，迷信破除，两项的用费也不要了。

第十，没有烟赌，同时也没有盗贼，夜不闭户，也不会失掉东西。

第十一，分了田，家家能供猪，不专为卖钱供别人吃，自己也可以吃肉了。过去，屠坊中，贫农买肉吃的很少，现在买肉吃的多起来了。

第十二，这是最主要的，就是取得了政权。贫农是农村政权的主干，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

贫农可以依照牛力多少，分为五个阶层，如上边第八项所述。

五 雇农

雇农和贫农一样分了田，因为地主富农倒，虽有人请零工，没有人请长工了，所以他们坚决要分田。分了田，牛力、农具没有，又很难耕种，此问题现在尚未解决。区乡政府不把没收地主富农的耕牛、农具发与雇农，把它们出卖了。

傅济庭的外甥朱大喜是个雇农。家中七个人：四兄弟，父母，同他的老婆（童养媳带大的）。他是老大，二十二岁。老二，十九岁。老大在富农钟姓家中做长工，每年工钱小洋三十九元。老二在人家看牛，每年工钱十元。共收入四十九元，买得十六石多谷，只能供两个半人的吃食。靠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砍茅草卖，弄点钱吃饭，冬天吃两餐。欠三十多元债。自己无屋，住地主的山棚，为地主招呼山。父亲原也是雇农，现六十多岁了。

本区雇农每年可抽十五个工，正月过了元宵上工。初一、十五没有牙祭打。老板供给被窝，衣服没有。有病吃药，吃自己的。病在三天以内，不扣工钱，三天以外，要扣工钱。工钱零碎支给。天光做到黑，除吃饭、休息时间外，工作至少十点钟。冬天，晚上剥木梓、刨番薯。

雇农没有老婆的占百分之九十九，是农村中最苦的一个阶级。地主富农不但人人有老婆，一人几个老婆的也有。中农百分之九十有老婆，百分之十没有。贫农百分之七十有老婆，百分之三十没有。手工工人百分之七十有老婆，百分之三十没有。游民百分之十有老婆，百分之九十没有，也比雇农中有老婆的多些，只有雇农才是百分之九十九无老婆。七月（阳历八月）政府下令，男子无老婆的赶快“由”到老婆，女人无老公的赶快“由”到老公，于是

“由”老婆、“由”老公的事情，就突然增多起来。七月以来，两个多月时间，中农贫农从前无老婆的，多数有了老婆，没有的很少了。雇农比较难于“由”到。女子嫌雇农家中没有器具用品，又嫌他不常在家中，所以雇农不容易解决老婆问题。第一乡傅济庭住的洋坊村，四个雇农（两家的两兄弟），只有一个“由”了老婆。本来另一个也可以“由”到，乡政府的社会保险科长说：他们两人过去有勾搭，不准登记。因此那个女人“由”别的男子去了，这个雇农依然没有老婆。第二乡永丰圩附近，六个雇农，四个“由”了老婆。第四乡，温奉章住的猴迳村，只有一个雇农，至今没有老婆。

分田后，没有长工了，零工亦十分减少七分，只剩三分。工钱没有涨，雇农也没有要求涨。“工都没有做，还话涨的事！”

雇农分田后牛力、农具问题。洋坊村的两家雇农，一家姓陈的，老大老二都是雇农。老大帮富农陈姓做长工，每年工钱三十三元。老二帮钟姓富农做长工，工钱四十二元。他们的父亲是个佃农，死了，母亲带了他们两兄弟讨米。他们长大了，就做雇农。母亲死了，剩下两兄弟。老大二十九岁，老二二十三岁。有一个屋，有煮饭器具，无桌凳，过去有的耕田器具也卖掉了。二月分了田，两兄弟都回家来，老二“由”了一个老婆。他们没有本钱。老二本有百多元钱，借给钟姓贫农，废债一行，也不能收回了，因为那个贫农没有法子还。幸得有个叔子是中农，借给他们牛力与农具。三个人共分十六石二斗谷田。二月分田后，即拿来自己耕种，收获全归自得。头禾割了，又耕二道，禾长得很好。如有牛，一个人能耕一百石谷田。他们两兄弟共只耕得十多石谷，所以有许多工夫空出来，为人家做零工、挑脚，赚些钱用。

洋坊村又有一家雇农钟姓，也是两兄弟，父母死了，叔父（钟

恩江),叔母,叔父的两个儿子,一个媳妇,两个孙女,全家共九个人。叔父及两个儿子都耕田,租别人的,自己没有田,欠了债,每年不够生活。他们两兄弟帮人家做雇农。老大钟声坡,四十多岁,在钟姓富农家做长工。老二钟声槐,三十六岁,在钟姓中农家做长工。二月分了田,即由自己耕种。原有一条母牛,租得中农钟龙潭的,养了两个牛子。革命后,钟龙潭要这个牛回去。乡政府对钟龙潭说:“税的牛,看各乡办法,各乡都交还,你才能要回,现在不能要回。”因此这头牛仍在钟恩江家。两兄弟分田之后,牛力、农具不成问题,因为他们的叔父有。

在这里要说一说那个中农钟龙潭的事。钟龙潭,三十多岁,母亲六十岁,老婆二十多岁,三个人吃饭。自有十多石谷田,租人三四十石谷田。还租之外,自食有多,拿了出卖。有三条牛出税,税在三家贫农家中,每牛每年收租谷一石半,生了牛子各得一半。很有钱放帐。二月平田,三人共分二十四石谷(每人八石),比自有的多了一点。但不能租人田,因此没有余谷出卖了,税出的牛和放出的债都平掉了。他是个很老实的,不反革命,也没有担负什么重要工作,在本村红军预备队当火夫。

革命后雇农在政治上没有当权。中农贫农总以为雇农“不认得字,不会说话,不开通,不熟公事”,办不得事。本区区、乡政府委员没有一个雇农,只有一个雇农当乡赤卫队队长。

六 手工工人

本区手工工人的种类:木匠、泥水匠、缝匠、铁匠、剃头匠、篾匠、砻匠、棕匠、石匠、画匠、锡匠、机匠、银匠、染匠、槽

匠、漆匠、窑匠、纸匠，十八种。以木匠、泥水匠、缝匠、篾匠四

种人数较多，剃头匠、铁匠、槽匠（打油的）次之，其余又次之。铜匠、弹匠、鞋匠、皮匠四种，本区没有。油槽一乡一个，二乡两个，三乡十一个，四乡十二个。每个油槽有槽匠一人。

工钱：过去每工木匠二毛，泥水匠二毛，缝匠一毛五，篾匠二毛五。剃头一、二、四乡每人每年谷子一斗，三乡每人每年一毛五，均吃老板的饭。铁匠二毛五。槽匠二乡十个钱打一斤油，三乡三个钱打一斤油，四乡打一担油（百斤）抽二斤，一乡产油少，情形不明。三乡特贱，乃因油多。砻匠，每座砻六毛，三工打一座。棕匠二毛二，石匠四毛半。画匠以画计，画豪绅地主的像，画神像。锡匠以锡器计。机匠夏布每丈一毛，春布每丈也是一毛（夏布即麻布，春布八成麻二成棉），本区无织棉布的。银匠以银器计，“吃冤枉很大”。染匠不明。漆匠以件数计，窑匠也以件数计。纸匠一毛五（做皮纸，只第三乡有）。

过去木、泥、缝、篾四匠，每年多的做二百工，少的百把工。革命后，泥匠、缝匠做工日子大减，大概一年只能做几十工了。木、篾二匠仅比过去稍为少做一点，差不很多。剃头比过去发达，因为女子都剪发了。革命后，锡匠、画匠、漆匠、纸匠都不见，因为用不着他们了（纸匠是做喜爆引线的，喜爆不用，纸匠不要了）。

“上头的命令”，是手工工人分半田，但手工工人要求分全田。理由是失业的失业，工作减少的工作减少，并且靠不稳，只有分田才靠得稳。农民说：“上头命令，你们分半田。”工人说：“分半田就要涨工价。”贫农雇农不愿工价涨，因为他们分了田要做农具，需请工。富农中农原来已有农具，无需请工，只有贫农特别需要请工。因此，贫农雇农不愿涨工价。贫农说：“好，你们就分全田，不要涨

工价。”工人并且说，分田之后，若每年还做得一百工，他们愿每年交还两石谷子于公家都可以。剃头工不分田，因为剃头工长日在人家，吃人家的饭。赣县工人分了田减了工资，木匠、泥匠原二毛，减到一毛五，篾匠原一毛五，减到一毛二。

手工工人有老婆的百分之七十，没有的百分之三十。革命后，原先没有的，现在多数“由”到了。因为手工工人熟人多，又有一门手艺，又较聪明，又会说话，又有许多识字的，在这些点上均比雇农强些。

手工工人，区有总工会，乡有分会，村有支部，譬如第一乡之凌源有各业工人共二十多人，合共组织一个支部。

乡村手工工人，总是兼耕田。以工为专业，完全不耕田的，百人中找不出十个。

手工工人百分之八十是欠债的。

七 商人

本区商人的种类：开油盐杂货店的，卖米果的（又分几十种），开茶店的，开酒饭店的，开屠坊的，作豆腐的，开鸦片烟馆的。本区不兼耕田专门开小商店的占全人口百分之三（百家中有三家）。

本区四个乡中，过去只有三家五百元本钱的小商人，均在永丰圩，别乡没有。全区小商店：第一乡五家，第二乡三十五家（均在永丰圩），第三乡六家，第四乡没有，共计四十六家。四十六家小商店中，本钱五百元的四家（三家在永丰圩，其中一家是药店，樟树人开的，两家是洋货店，兴国城分来的，均不是本区的地主。革命起，均跑了，店没收，货给贫民。一家在三坑，是本乡的地主，全

家跑了，店封）；四百元的一家（在三坑。杂货店，两股合伙，一股韩礼陶，耕田二十石谷，一股韩礼东，耕田六十石谷。革命后，韩礼陶跑了，韩礼东混入革命，做政府土地科长，现被人咬为AB团，押在区政府）；三百元的三家（均在永丰圩。两家杂货布匹店，兴国城人开的，均反革命，跑了，店改开茶馆。一家屠坊，兼有六十石谷田，参加革命，继续开店，当村政府主席，老实人）；一百元的两家（三坑一家，杂货兼客栈，没有田，反革命，人杀了，店倒。西江一家，杂货店兼打银器，耕田数十石谷，不反革命，店在开）；五十元的两家（在第三乡。竹坑一家药店，有田二十石，不反革命，现仍开。上颈垇一家药店，也有田，反革命，跑了，店倒）；二十元的二十四家（第一乡四家，两家在五娘庙，两家在蕉田江。第二乡二十家，均在永丰圩）；十元的十家（第二乡九家，均在永丰圩。第三乡一家，在骑岭隘）。以上是以小商店为专业，不兼营业的。

乡村中以农为主、商为辅的（八成靠农，二成靠商）很多，约占全部人家的百分之四十（百家中四十家）。这种人多数是贫农，少数是中农，因为生活不够，做点肩挑生意补足生活。如到江口，到赣州，到湖江面，挑盐回，去时多少带点油，做本钱，挑鸡到嘉应州（即梅县）去卖，带点盐回的也有许多。

本区商人本钱五十元以上的共十二家，其中九家反革命，三家不反革命。

资本五十元以上的十二家商店中，只有五百元资本的四家雇了店员，其中三家各雇店员一名，一家雇两名，其他八家均未雇店员。

二十元以下的三十四家，名叫商店，实是贫民小店，因此他们中间没有反革命的，店均在开。

本钱二十元及十元的三十四家所谓商店中，类别如下：客栈九家（第一乡四家，第二乡五家，均在永丰圩）烟馆四家糖果两家屠坊四家米铺四家木器一家铁匠一家杂货四家（以上均在永丰圩）茶馆五家（四家永丰圩，一家第三乡）这回分田，商人本钱五十元以上的，除杀了跑了的不算，未杀未跑但店封闭或倒歇的，均分了田。不反革命，店仍在开的，只有三家。一家是永丰圩三百元本钱的屠坊。因为向他写了二百二十元的捐款，只剩八十元本了。他家十五个人吃饭，不反革命。他原有六十石谷，此次分田，店主陈少林分一半田，家里十四个人分全田，因此除原有外，还分进了一些。陈少林的老弟陈少英在三军（原二团）当连长，所以他家也革命，少林当村政府主席。一家是竹坑五十元本钱的药店，也是店主分半田，家人分全田。一家是西江一百元本钱的杂货银器店，不反革命，乡政府写了他的捐（数目不明），也是店主分半田，家人分全田。此外那三十四家贫民小店中，第一乡四家客栈，第三乡一家茶馆，因为历来没有好多生意，过去生活大部分靠耕田维持，故此次分田，不论店主家人，一概分全份。永丰圩的二十九家，过去专做小生意营生，没有田地，革命后除烟馆四家倒闭外，其余糖果、屠坊、米铺、木器、铁匠、杂货、茶馆、客栈等二十五家，不但依然存在，生意亦较过去没有减少。

虽然如此，他们仍照章分了田，店主分半份，家人分全份。没有牛力、农具，向亲戚借用。

总括上述情况看来，本钱五十元以上的商店（其实多数均是小商店），在革命中受了严重打击，是当地过左政策的结果。二十元十元的贫民小贩，则在革命中得到了很大利益，除了分得田之外，应酬消耗减少，老婆容易讨，死了人不费钱财，政治上出了头，都是与贫农相同的。这种贫民小贩是与贫农同阶级的，因此他们所得的利益，也与贫农所得利益差不多。

八 游民

本区游民有下列各种：

（1）赌钱的：全区约五十余人。第一乡约十人，第二乡约二十人，均在永丰圩，第三乡六人，第四乡约二十人。过去赌钱的十个有九个吃大烟，现在不吃了。本区五十多个赌钱的人中，没有一个反革命，听到打土豪分田地，心里十分喜欢。过去寒天没有衣穿，一身稀烂，现在穿得好了。过去有钱时吃鱼吃肉，无钱时饭都没有吃，现在虽没有好东西吃，饭却天天有吃。赌钱的十分之八没有家室。现在分了田，从亲房借牛力、农具用。赌钱的平日颇慷慨，因此现在容易借得东西。第一乡十人中有一个原先在第四乡政府当财政委员，他平素赌钱赌硬，有信用，革命后当财政委员当得很好。第二乡二十人中有下述四人在乡政府办事。“天上人”王振永，在区政府当宣传部长，有房子，无家室，前年参加革命，被靖卫狗把房

子烧了。陈衮同，前年即参加革命，在区政府当裁判[1]，后当预备队第三连连长。杨大湖，前年即参加革命，今年二月革命当乡政府主席，当得好，后在区政府办事。陈绍渠，前年即参加革命，今年二月当本乡土地科长。第三乡六人中之雷永黄，有家室，赌钱卖烟，今年二月加入革命，在乡政府当财政科长，很忠实。

（2）讨饭的：即叫化子。第一乡四个，第二乡五个，第三乡四个，第四乡四个，共十七个。这是完全没有出路的，多半是无家室的孤单人。十七人中，只有四人有家室，这四人都是全家讨饭。现在分了田，从亲房借牛力、农具用。革命后没有办事的。

（3）卖水烟的：第二乡两个，第四乡一个，共三个。第二乡的两个均有老婆有儿子，家里租了田耕，但本人不务正业，在赌博场中卖水烟。第四乡的一个没有家室，也没有耕田。现均分了田。革命后无办事的。

（4）打卦的：只第四乡一个，无家室，不耕田，专门打卦。分了田。

（5）挑观音的：第一乡一个。分了田。

（6）道士：第一乡三个，均有家室，不耕田，做法事为业。第二乡二个，均无家室，不耕田。第三乡一个，有家室，耕了一些田。共计道士六个，均分了田。第二乡之曾云章，是个道士，前年即参加革命，无家室，无田地。今年二月当兴赣万游击总指挥，“顶有计划，会办事，用兵不曾败过”，现编入二十二军。

（7）和尚：第四乡二个，各住一个庵子，收租吃饭，高兴圩人，革命后回高兴圩去了，在高兴圩分了田。

[1] 本文中提到的区、乡苏维埃政府中的裁判，指负责办理民事、刑事案件的工作人员。

（8）戏客子：唱木脑壳戏的。第三乡一个，有家室，耕了田，现在二十军当兵。第四乡二个，有家室，耕了田，在村政府办事。以上三个均分了田。

（9）算命的：第一乡一个，本人无妻子，但有兄弟，去年即参加革命，今年二月起在乡政府当宣传科长。第二乡二个，一个是瞎子，均有家室，耕了田，本人算命，这回分了田。瞎子陈信波，“有名的算命先生，有个知事请他算命算灵了，给了他十块钱”。因为他是瞎子，分田多分一倍，分十四石谷。第三乡四个，均有家室，三个耕了田，一个没有，本人算命。其中三个都在政府办事。一个叫曾庆龙，去年二月参加革命，“顶会说话”，今年六月当区政府土地部长，当得好。他原有几石谷田租给他的叔父，没有妻子。一个叫丘大阳，今年二月参加革命，没有田也没有家室，现在第三乡政府当裁判，很忠实。一个叫丘伯成，有几石谷田，有妻子，今年二月参加革命，现在乡政府当宣传员。算命的共七个。

以上九种游民，共九十余人，一般都是欢迎革命，不但没有一个反革命的，并且有十个参加区乡政府的指导工作，一个当了游击队的指挥员。这是很可以注意的。

游民在革命中得了很多利益。

九种以外，本区没有别的游民。

四 现在土地分配状况

一 分田地

第一，分田单位：四乡均以村为单位分配。因乡境大，山岭

多，乡为单位去分，隔远了，不好耕。农民宁愿在本村分田少一点，不愿离了本村迁往别村。田少山多的村，每人少分点田，多分点山，田多山少的村，每人多分点田，少分点山，“也差不多”。

第二，分田方法：“上头的命令”，是三天分完。实际上，一乡、三乡均七天分完，二乡、四乡均八天分完。（这样的时间太短促了。）

一乡十五个村，二乡、四乡均七个村，三乡八个村。分田的开头，区政府派宣传员到各村开民众大会，先半日通信来，召集民众。男人都到，女人不到，十岁以下小孩子不到。宣传员当众讲说焚契分田的好处和办法。一个宣传员每天可以召集两个村的民众会。那时各村开的民众会，到会群众的感觉是，讲是讲得好，不晓得章程稳得不稳得。有的说：“字章（即契约）烧了，债不要还了。分田搭便（托福之意）红军好是好，恐怕靠不住。现在分田，恐怕还要还租。”在民众大会中，举出村政府主席一人，秘书一人，财政科长一人，土地科长一人、干事二人，组织科长一人，宣传科长一人，粮食科长一人，军事科长一人，交通一人。第一乡洋坊村政府，是今年阴历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开民众大会选举的。宣传员往别村去了，民众（全村男女老少百八十多人，本日到会六七十人）散去吃午饭。下午又来，村政府召集他们开会。村政府主席钟恩明（是个独立劳动者，无田，做厨子，做豆腐卖，别处做戏他做米果去卖），这天当大会的主席。议决事项如下：

1. 向富裕之家写款子，作村政府用费，财政科负责。

2. 全村谷子阻止出境，粮食科负责。

3. 集中全村武器，军事科负责。

4. 调查土地，举行分配，土地科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