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对于二兄信上的计划,人人下一个详密的考虑,随而下一个深
切的批评,以决定或赞成,或反对,或于二兄信上所有计划和意见
之外,再有别的计划和意见。我常觉得我们个人的发展或学会的发
展,总要有一条明确的路数。没有一条明确的路数,各个人只是盲
进,学会也只是盲进,结果糟踏了各人自己之外,又糟踏了这个有
希望的学会,岂不可惜?原来我们在没有这个学会之先,也就有一
些计划,这个学会之所以成立,就是两年前一些人互相讨论研究的
结果。学会建立以后,顿成功了一种共同的意识,于个人思想的改
造,生活的向上,很有影响。同时于共同生活,共同进取,也颇有
研究。但因为没有提出具体方案,又没有出版物可作公共讨论的机
关,并且两年来会友分赴各方,在长沙的会员又因为政治上的障碍
不能聚会讨论,所以虽然有些计划和意见,依然只藏之于各人的心
里,或几人相会出之于各人的口里,或彼此通函见之于各人的信
里,总之只存于一部分的会友间而已。现在诸君既有蒙达尔尼的大
集会,商决了一个共同的主张,二兄又本乎自己的理想和观察,发
表了个人的意见,我们不在法国的会员,对于诸君所提出当然要有
一种研究、批评和决定。除开在长沙方面会员即将开会为共同的研
究、批评和决定外,先述我个人对于二兄来信的意见如左”。

现在分条说来。
(一)学会方针问题。我们学会到底拿一种什么方针做我们共同
的目标呢?子升信里述蒙达尔尼会议对于学会进行之方针,说:“大
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
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
[1] 原信系从右至左竖写,“如左”即“如下”。

主张相合的。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
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
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
不愿意更繁复地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
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
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
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和森
在八月十三日的信里说:“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
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
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除无产阶级
专政一点置于下条讨论外,国际色彩一点,现在确有将它郑重标揭
出来的必要。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
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
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
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这是一层。做事又并不限定在中国,我以
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
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帮助蒙古、新
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以下说方法问题。

(二)方法问题。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
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
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
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
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

[1] 迪克推多,是英文“dictatorship”一词的音译。意为专政、独裁。

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
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
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
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
思的方法的。而子升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
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
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
〔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
当,而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
缓,虽缓然和。”同时李和笙兄来信,主张与子升相同,李说:
“社会改造,我不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

[1] 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
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

[2] 李和笙,即李维汉,又名罗迈。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1919年赴
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与赵世炎、周恩来发起组织旅法少年共产党,10
月代表少年共产党回国接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1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本信中说到的李和笙关于“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
处”的意见,是他留法期间在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一度所持的看法,不久就
改变了。1979年他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谈到1920年下半年自己的思
想转变时说:“约在八月至九月的时间内,我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和森以“霸
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
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此外,我同和森做了多次长谈,
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
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等等
内容。通过阅读和谈话,我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
与世界”的目的。”

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它的特别的背景,一
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
敢赞同之处。”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
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
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
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
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
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
不到”。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
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
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
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
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
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
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
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
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
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
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
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
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

[1] 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1920年来中国讲
学,同年10月曾到长沙讲演。
[2] 荫柏,即彭璜,新民学会会员。当时是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会计干事。
礼容,即易礼容,新民学会会员。当时是长沙文化书社经理。

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
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
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以上是第一层理由。第二层,依心
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
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与物在
斜方必倾向下之为物理上的一种力一样。要物不倾向下,依力学原
理,要有与它相等的一力去抵抗它才行。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
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它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它,既不
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虽有口舌、
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
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哪有回
心向善之望?以上从心理上说。再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是一种
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减缩
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
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
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有拿破仑第
一称帝失败了,又有拿破仑第三称帝。有袁世凯失败了,偏又有

[1] 拿破仑第一,即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国政治家和军事
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
[2] 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辛亥革命后
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地主买办阶级联合专政的北洋军
阀政权。1915年12月宣布实行帝制,1916年3月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被迫
取消帝制。

给蔡和森等的信
段祺瑞。章太炎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等失败均系
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
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
倒,勇猛前进,必要到遇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
将它打回。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
“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
及历史上看,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
层理由。再说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
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
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
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
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一
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
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
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
的。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
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以上是第三层理由。再有一层,
是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

[1] 段祺瑞(1865—1936),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1916年
袁世凯死后,段曾任国务总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实
行卖国投降政策。
[2] 章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中国近代民主革
命家、思想家。1906年加入同盟会,开展革命宣传工作。辛亥革命后,曾任
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顾问等职。1924年后逐渐脱离民主革命运动,专门从事
讲学。

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
因为这种社会状态是定要造成人类死率减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结局
必至于人满为患。如果不能做到(一)不吃饭,(二)不穿衣,
(三)不住屋,(四)地球上各处气候寒暖和土地肥瘠均一,或是
(五)更发明无量可以住人的新地,是终于免不掉人满为患一个难关
的。因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
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
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
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三)态度问题。分学会的态度与会友的态度两种。学会的态
度,我以为第一是“潜在”,这在上海半淞园曾经讨论过,今又为
在法会友所赞成,总要算可以确定了。第二是“不倚赖旧势力”,我
们这学会是新的,是创造的,决不宜许旧势力混入,这一点要请大
家注意。至于会友相互及会友个人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互助互
勉”(互助如急难上的互助,学问上的互助,事业上的互助。互勉如
积极的勉为善,消极的勉去恶),第二是诚恳(不滑),第三是光明
(人格的光明),第四是向上(能变化气质,有向上心)。第一是“相
互间”应该具有的。第二第三第四是“个人”应该具有的。以上学
会的态度二项,会友的态度四项,是学会及会友精神所寄,非常
重要。

[1] 德谟克拉西,是英文“democracy”一词的音译,意为民主、民主
主义。
[2] 1920年5月,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淞园举行会议,送别
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友。会议提出新民学会应取“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
风头”的态度。

(四)求学问题。极端赞成诸君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之两法。诸
君感于散处不便,谋合居一处,一面作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
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极善。长沙方面会友本在一处,诸君办法此
间必要仿行。至分门研究之法,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
读,互相交换,办法最好没有。我意凡有会员两人之处,即应照此
组织。子升举力学之必要,谓我们常识尚不充足,我们同志中尚无
专门研究学术者,中国现在尚无可数的学者,诚哉不错!思想进步
是生活及事业进步之基。使思想进步的唯一方法,是研究学术。弟
为荒学,甚为不安,以后必要照诸君的办法,发奋求学。

(五)会务进行问题。此节子升及和森意见最多。子升之“学会
我见”十八项,弟皆赞成。其中“根本计划”之“确定会务进行方
针”“准备人才”“准备经济”三条尤有卓见。以在民国二十五年前
为纯粹预备时期,我以为尚要延长五年,以至民国三十年为纯粹预
备时期。子升所列长沙方面诸条,以“综挈会务大纲,稳立基础”
“筹办小学”“物色基本会员”三项为最要紧,此外尚应加入“创立
有价值之新事业数种”一项。子升所列之海外部,以法国、俄国、
南洋三方面为最要。弟意学会的运动,暂时可统括为四:1.湖南运
动,2.南洋运动,3.留法运动,4.留俄运动。暂时不必务广,以
发展此四种而使之确见成效为鸽,较为明切有着,诸君以何如?至
和森要我进行之“小学教育”“劳动教育”“合作运动”“小册子”
“亲属聚居”“帮助各团体”诸端,我都愿意进行。惟“贴邮花”一
项,我不懂意,请再见示。现在文化书社"成立,基础可望稳固,
营业亦可望发展。现有每县设一分社的计划,拟两年内办成,果办

[1] 文化书社,是毛泽东等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在
· 长沙创办的进步书店,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

成,效自不小。
(六)同志联络问题。这项极为紧要,我以为我们七十几个会
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
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
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助互勉之益,
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此节和森信中详言,子升亦有提及,
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
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
我的意见大略说完了。闻子升已回国到北京,不久可以面谈。
请在法诸友再将我的意见加以批评,以期求得一个共同的决定,个
人幸甚,学会幸甚。

弟泽东
九年十二月一日,文化书社,夜十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