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觉得，老人于种种事情总是和少年立在反对地位。从吃饭穿衣等日常生活，以至对社会国家的感想，世界人类的态度，他总是萧瑟的，枯燥的，退缩的，静止的。他的见解总是卑下，他的主张总是消极。我觉得少的与老的，所以尚能相处一块，大半是为着利害关系。老的靠着少的供给他的衣食，少的靠着老的供给他的经验和智识。这虽然觉得是“极端言之”。吾国固因制度和习惯的不善，然后乃有此特别怪象。然老年、少年彼此的生活，确有根本不同之处。这道理是成立在生理和心理的上面的。人的生活所以有老年与少年的不同，是因为老年的生理与心理和少年的生理与心理不同之故。吾人的生活，统言之即是生理上、心理上欲望的满足。欲望因性的差别，年龄的差别、职业的差别、信仰的差别而各不同，而以因年龄有别欲望因而不同一点最为显著。这是东西学者业已证明了的。

　　吾人的欲望有多种，食欲、性欲、游戏欲、名誉欲、权势欲（一称支配欲）等等皆是。各种欲望当中以“食”、“性”二者为根本欲望。前者所以维持“现在”，后者所以开发“将来”。而两种欲望当中，食欲无绝对年龄差别，性欲则有年龄差别。

　　性欲的表现，大体言之，就是恋爱。恋爱这个问题，少年人看得很重，在老头子则视其无足介意。原来夫妇关系，完全是要以恋爱为中心，余事种种都系附属。中国则独将这个问题撇开到一边。我在小时看见多人做喜事，我便问他们何干？他们都说，一个人讨亲为的是烧茶、煮饭、喂猪、赶狗、纺纱、织布。我就问道，何不请一个工人省事得多呢？到了后来，才听得讨亲是为的“接后”，我仍是莫名其妙。直到于今，一看社会里面对于婚姻一事，尚寻不出半点恋爱的影子。社会上既不以恋爱为重，于是婚姻一事除开烧茶、煮饭等奴隶工作以外，便只有那下等的肉欲生活。（所谓性的欲望，所谓恋爱，不仅只有生理的肉欲满足，尚有精神的及社交的高尚欲望满足。）烧茶、煮饭等奴隶工作，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老年人既不注意了恋爱，便单注意在“吃饭”一点。于是他的儿子要讨亲，他便说是他讨媳妇。他讨媳妇的目的，便是要他媳妇替他做奴隶的工作。《礼记》上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子不得宜其妻”[2]，便是丢脱儿媳的恋爱问题，专以媳妇干奴隶工作的铁证，至于有女嫁人，他不说为女择夫，到说是他选快婿。所谓“快婿”，便是只图他快，他的女儿快否，是不问的。甚者多索聘金，则又是只顾自己的“吃饭”了。总之，资本主义与恋爱，是立于冲突的地位；老头子与恋爱，是立于冲突的地位；老头子与资本主义则是深固的结合在一块，而恋爱的好朋友便只有少年了。你说老头子与少年是不是立于冲突地位呢？

　　平子君鉴于赵海楼之逼杀其女，极不赞成父母主婚[3]，而没有说出所以然的真实道理。其余筠园、纬文、不平[4]诸君的议论，对于父母干涉子女婚姻一点，尚多徘徊两可之谈，未明绝对难侵之理。（不平君主张父母作有力的参加人，更说远了。）我特在生理上、心理上找出根据，证明子女的婚姻，父母绝对不能干涉。在子女方面，对于父母干涉自己的婚姻，应为绝对的拒绝。必要做到这点，然后资本主义的婚姻才可废止，恋爱中心主义的婚姻才可成立，真正得到恋爱幸福的夫妇才可出现。

　　根据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５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泽东。

　　注释

　　[1]作者原意似拟在《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的大标题下，针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妨碍自由恋爱的两大问题，分写两篇文章，一为本篇《打破父母代办政策》；一为下篇《打破媒人制度》。但下篇见报时，未再用上述大标题。

　　[2]见《礼记·内则》原文为：“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

　　[3]平子，即张平子（１８８５—１９７２），字启汉。湖南湘潭人。同盟会会员。１９１９年任湖南《大公报》主笔，与毛泽东来往较多。于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２日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我不赞成父母主婚》一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湖南省政协委员。　赵海楼，即赵女士之父，见本书第４１４页注[1]。

　　[4]筠园、纬文、不平三人生平不详。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０日湖南《大公报》发表纬文《婚制改革问题》一文，主张废除早婚，限定结婚年龄；儿女自行择合，经父兄鉴定；或由父母择合，经儿女许可。同日，该报在《赵女士自杀案的舆论》标题下，发表不平的文章，认为儿女婚姻要志愿结合，父母应做“有力的参加人”，“以便过细发展，不致草率了事。”１１月２１日，该报又发表筠园《我改革婚制谈》，认为青年男女学问没有养成，“抉择力都弱，自由结婚还有弊病”，主张改革婚制从打破“男女界限”入手，实行男女同校，并为他们提供交际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