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学会以前的湖南思想界　湖南的思想界，二十年以来，黯淡巳〈已〉极。二十年前，谭嗣同[1]等在湖南倡南学会[2]，招集梁启超麦孟华[3]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4]，发刊《湘报》[5]，《时务报》[6]。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船。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衡云澈云梦的大倡。中国时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湖南也跟着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

　　思想变了，那时候的思想是怎样一种的思想？那时候思想界的中心，是在怎样的一点？此问不可不先答如下——

　　（一）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什么“讲求西学”，什么“虚心考察”，都不外“学他到手还以奉敬”的办法。人人心目中，都存想十年二十年后，便可学到外国的新法。学到了新法，便可自强。一达到自强目的，便可和洋鬼子背城借一[7]，或竟打他个片甲不回。正如一个小孩，受了隔壁小孩的晦气，夜里偷着取出他的棍棒，打算明早跑出大门，老实的还他一个小礼。什么“西学”“新法”相当于小孩的棍棒罢了。

　　（二）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我们试一取看那时候鼓吹变法的出版物，便可晓得。一味的“耗矣哀哉”，激剌他人感情作用。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那时有一种“办学堂”“办自治”“请开议会”的风气，寻其根抵〈柢〉，多半凑热闹而己〈已〉。凑热闹成了风，人人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了。

　　（三）那时候的思想，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国是一个声名文物之邦，中国的礼教【教】甲于万国。西洋只有格致枪炮利害，学来这一点便得”。设若议论稍不如此，便被人看做“心醉欧风者流”，要受一世人的唾骂了。

　　（四）那时候的思想，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那时候于政治上有排满的运动，有要求代议政治的运动。于学卫〈术〉上有废除科举，兴办学校，采取科学的运动。却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且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

　　上面所举，全中国都有此就〈情〉形，湖南在此情形的中间，占一位置。所以思想虽然变化，却非透底的变化。仅可说是，笼统的变化，盲目的变化，过渡的变化。从戊戌以至今日，湖南的思想界，全为这笼统的，盲目的，过渡的变化所支配。

　　湖南讲求新学二十余年，尚没有崭然的学风。湖南的旧学界，宋学汉学两支流，二十年前，颇能成为风气。二十年来，风韵尚未尽歇。不过书院为学校占去，学生为科学吸去，他们便也淹没在社会的底面了。推原新学之所以没有风气，全在新学不曾有确立的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之所以不曾确立，则有以下的数个原因（一）没有性质纯粹的学会。（二）没有大学。（三）在西洋留学的很少。有亦为着吃饭问题和虚荣心理竞趋于“学非所用”的一途，不能持续研究其专门之学。在东洋留学的，被黄兴[8]吸去做政治运动。（四）政治纷乱，没有研究的宁日。这是湖南新学界中心思想不能确立的原故。即是没有学风原故。辛亥以来，滥竽教育的，大都市侩一流。逞其一知半解的见解，造成非驴非马的局势。中心思想，新学风气，可是更不能谈及了。

　　近数来年，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9]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到了湖南，而健学会遂以成立。

　　健学会之成立　六月〔十〕五日，省教育会会长陈润霖[10]君邀集省城各学校职教员徐特立，朱剑帆，汤松，蔡湘，钟国陶，杨树达，李云杭，向绍轩，彭国钧，方克刚，欧阳鼐，何炳麟，李景侨，赵翌等，发起健学会。在楚怡学校开会。今录某报所载陈润霖君报告组织学会的意旨于下——

　　兄弟前次到京，偶有感触，深抱乐观。缘四年前，北京大学学生，以作官为唯一目的。非独大学唯然，即大学以外之学生，亦莫不皆然。前次居京，所见迥然不同。大学学生思潮大变，皆知注意人生应为之事，其思潮己〈已〉多表露于各种杂志日刊中。因之京师各校学生，亦顿改旧观，发生此次救国大运动。其致此之故，则因蔡孑民先生自为大学校长以来，注入哲学思想，人生观念，使旧思想完全变换。或误认学生救国运动为政客所勾引，而不知实出学生之自动，及新旧思潮之冲突也。盖自俄国政体改变以后，社会主义渐渐输入于远东。虽派别甚多，而潮流则不可遏抑。即如日本政府，从来对于【提倡】社会党人，苛待残杀，不遗余力，而近日竟许社会党人活动。如吉野博士[11]等，则主张采用国家社会主义[12]以和缓过激主义，顺应世界之趋势，从容将日本政体改变为英国式虚君制[13]。于此可知世界思潮改变之速势力之大矣。我国新思潮亦甚发展，终难久事遏抑，国人当及时研究，导之正轨。同人等组织学会，在采用正确健全之学说，而为澈底之研究……

　　这日开会，听说尚有朱剑帆[14]君“主张各除成见研究世界新思想服从真理”的演说，向绍轩[15]君“主张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的演说。在湖南思想界，不可不谓为空前的创闻。今录出该会所发表的会则于下——

　　（一）本会由同志组合，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

　　（二）本会定名为健学会。

　　（三）会所暂定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四）入会者须确有研究学术之志愿，经本会会友一人以之介绍，得为本会会员。

　　（五）关于输入新思潮之方法——

　　（１）凡最近出版之图书杂志，由本会随时搜集，以供会员阅览。会员所藏书报，得借给本会会员览阅。其有愿捐入本会者，本会尤为欢迎。

　　（２）函托海内外同志，随时调查，通信报告。

　　（３）介绍名人谈话。

　　（六）关于研究之方法——

　　（１）研究范围，大体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论理学，文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诸问题，会友必分认一门研究。

　　（２）重要之问题，由会友共同研究。

　　（３）会员有愿习外国语者，由本会会友传授。

　　（七）关于传播之方法——

　　（１）讲演。分定期，临时，二种。定期讲演，每周日曜日[16]午前八时至十时，由会友轮流担任。讲员，及演题，均于前周日曜日决定。讲友须预备讲稿，交由本会汇刊。临时讲演，凡有重要演题，或由会友，或请名人讲演，另觅地点，择期举行。

　　（２）出版。

　　（八）本会设会计，管理图书，各一人。其他会务由会友共同负责。每次开会，推会友一人临时主席。

　　（九）会友应守之公约如左：

　　（１）确守时间。

　　（２）富于研究的精神。

　　（３）学问上之互助。

　　（４）自由讨论学术。

　　（５）不尚虚文客气，以诚实为主。

　　（十）会员年纳二元以上之会金。有能特别筹助经会〈费〉者，本会极为欢迎。

　　（十一）本会遇有重要事项，必须讨论时，得于定期讲演后，临时通告全体，举行合议。

　　会则中的（五），（六），（七），（九），极为重要。（九）之富于研究的精神，所以破除自是自满的成见，立意很好。尚望于“研究”的精神之后，继之以“批评”的精神。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惯，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入今人的言论，恰成一反比例。我们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我们住在这繁复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某君谓中国人大半是奴隶，这话殊觉不错。（九）之自由讨论学术，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健学会之进行　健学会进行事项，会则所定大要系研究及传播最新学术。现在注重于研究一面。闻巳〈已〉派人到京沪各处，采买书籍新闻纸和杂志。在省城设一英语学习班，便会员学习英语，为直接研究西方学术的预备。有年在四五十的会员，都喜欢学习。又设一演讲会，由会员轮流发表想见，实行知识的交换。官气十足的先生们，忽然屈尊降贵虚心研究起来。虽然旁人尚有不满意的处所，以为官气还有十分五六，演讲亦多采用命令式和训话式。更有谓他们是青叶上青虫的体合作用[17]。像这样的求全责备，我以为可以不必。在这么女性纤纤暮气沉沉的湖南，有此一举，颇足出幽因而破烦闷。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我们正应拍掌欢迎，希望他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看他们四次讲演的问题，如“【如】国人误谬的生死观”“怎样做人”“教育和白话文”“采用杜威教育主义[18]”，都可谓能得其要，倘能尽脱习气采用公开讲演，画〈尽〉人都可去听，则传播之快，得益之大，当有不可计量的了。

　　根据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１日《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１号刊印。署名泽东。

　　注释

　　[1]谭嗣同（１８６５—１８９８），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甲午战争后，积极从事维新运动，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纲常名教，宣传变法。１８９８年８月被征入京，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遇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2]南学会，清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湖南创建的政治团体。由谭嗣同、唐才常等发起组织，１８９８年２月２１日成立于长沙，各县设分会。南学会举办的各种讲学活动，由黄遵宪，皮锡瑞，谭嗣同等轮流主讲，宣传新学，讨论湖南新政，曾与守旧派展开激烈斗争。戊戌政变后南学会被取缔。

　　[3]梁启超，见本书第１０页注[5]。　麦孟华（１８７５—１９１５），字孺博，号驾孟，广东顺德人。清末维新派人士，举人出身，系康有为门生。１８９５年参与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他的变法主张仅限于将无权之光绪帝变为拥有绝对权力之光绪帝而已。戊戌变法失败后到日本，协助梁启超办《清议报》。

　　[4]时务学堂，清末维新派在湖南创办的新式学校。由蒋德钧，熊希龄等发起，于１８９７年１０月在长沙成立。熊希龄任总理，梁启超和李维格分别任中文和西文总教习。教学内容包括经、史、诸子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和自然科学，借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戊戌政变后，时务学堂于１８９８年１１月中旬撤销，改为求实书院。

　　[5]《湘报》，清末维新派在湖南创办的报纸。１８９８年３月由谭嗣同、唐才常等创刊于长沙、以“开风气，拓见闻”为宗旨，宣传维新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迫于同年１０月１５日停刊，共出１７７号。《湘报》是湖南历史上最早的日报。

　　[6]《时务报》，清末维新派的重要报刊。于１８９６年８月９日在上海创刊，为旬刊，由梁启超等主编。它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成为维新派最有影响的报纸。１８９８年８月８日出至第６９期后改名为《昌言报》，由汪康年主编，至１１月共出１０期后停刊。

　　[7]见《左传·成公二年》：“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在自己的城下跟敌人决一死战，谓作最后的奋斗。

　　[8]黄兴，见本书第４８页注[22]。

　　[9]蔡元培（１８６８—１９４０），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民主主义教育家。早年反对清朝专制统治，是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１９１６年底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四运动期间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１９２８年起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曾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１９４０年在香港病逝。　江亢虎（１８８３—１９５４），原名绍铨，江西弋阳人。早年游历日本和欧洲，受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创建中国社会党，标榜社会主义。１９２１年曾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国后，相继投靠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党政府和汪精卫的中央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后病死狱中。　吴敬恒，即吴稚晖（１８６６—１９５３），原名眺，江苏武进（今属常州）人。清光绪举人。１９０２年参加上海爱国学社，在《苏报》工作，鼓吹反清革命。１９０５年在法国参加同盟会。１９０７年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从１９２４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政府委员等职。１９５３年死于台湾。　刘师复（１８８４—１９１５），原名思复，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１９１０年春参与组织支那暗杀团。武昌起义爆发后，在东江一带领导农民起义，号称香军。１９１２年５月回广州组织晦鸣学舍。稍后，又与郑彼岸等组织心社，同年７月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１９１３年８月，在广州发刊《晦鸣录》（一名《平民之声》）。他是民国初年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　陈独秀，见本书第３０６页注[2]。

　　[10]陈润霖（１８７９—１９４６），字夙荒，号立园，湖南新化人。近代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积极创办近代新式学校。１９１８年出任湖南教育会会长。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驱逐张敬尧等活动，赞助船山学社，支持毛泽东办文化书社、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战。

　　[11]吉野博士，指吉野作造（１８７７—１９３３），日本政治家，法学博士。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任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教授。他提倡民本主义。主张实行普选，曾短期进入政界，１９２４年辞去教授，专为《朝日新闻》撰稿。曾经编印《明治文化全集》。

　　[12]国家社会主义，一种企图使用国家权力来进行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主要代表为德国的洛贝尔图斯和拉萨尔。

　　[13]英国式虚君制，即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制。君主不直接支配国家政权，内阁掌握行政并形式上对议会负责。

　　[14]朱剑帆，一为朱剑凡，即周家纯（１８８３—１９３２），湖南宁乡人。　清末留学日本，归国后从事女子教育。１９１９年底参加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资助毛泽东办文化书社。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长沙市党部的领导工作，为国民党左派，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１９２９年返沪后参加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的自由大同盟运动。

　　[15]向绍轩（１８８４—１９４６），字复庵，湖南辰溪人。早年留学英国，１９１８年回国后就职于上海明德中学，后明德中学迁武汉并改名为明德大学，担任副校长。１９２６年返湘，任湘西汽车局局长。１９４０年去重庆国立编译馆从事著述工作。１９４５年返湘任湖南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

　　[16]日曜日，即星期日。“曜”亦作“耀”，古人以日、月与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为七曜。

　　[17]体合作用，生物学名保护色。动物适应栖息环境而具有的与环境相适应的色彩，有利于猎捕食物和避免受到害敌攻击。

　　[18]杜威（１８５９—１９５２），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杜威教育主义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教育学说，认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学方法应遵循“从做中学”的原理。认为教育也只是一种“工具”，通过它可达到阶级调和。１９１９—１９２１年间曾来中国讲学，通过胡适等人的传播，他的学说在旧中国有一定影响。